明朝：明代倭患：是海禁引起倭患，还是倭患引起海禁？倭患|明朝|海禁

有的学者认为,明代的倭患是由明朝禁海政策引起的。其实明代倭患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和发展,不过从洪武至永乐朝,倭患变尚未造成大患。宣德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蕴酿,倭患方日趋剧烈,到嘉靖年间达到高峰。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为衰落中的明朝注入几毫升强心剂,大规模的倭寇才逐渐平息下去。倭患的这种消长趋势,反映了明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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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政策始于明初。
《倭绩》记载：
“自元以来,倭颇易视中国” 。
归有光曾言:
“(倭)前世犯边,自前元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 。
《洪武实录》也有
“独东南倭夷,负其鸟兽之性,时出剽窃,以扰濒海之民”
的记载。与明初倭患并行的,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煸诱倭奴,相与为乱”,《明经世文编》刑部尚书郑晓说：
“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无虚岁,盖方氏据温台处,张氏据宁绍杭嘉苏松,二氏灭,而其余党入海,勾引诸倭。”
另外当时又发生左丞相胡惟庸勾结倭寇和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阴谋篡夺政权的事件。为此,洪武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然要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可见,就明初社会情况而言,“海禁”是特殊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朱元璋一方面屡申主要对日本的通番禁令,一方面又允许真腊、暹罗等国进贡。不能否定洪武朝的海禁政策,起着维护新政权,安定社会环境,使凋弊的生产迅速恢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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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禁引起倭患,还是倭患引起海禁?
嘉靖年间,倭寇肆无忌惮,将有明以来的倭患推上了顶峰,这更被认为是海禁造成的恶果。但是,研究历史上每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从当时的经济因素中去寻找,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去寻找。
明代弘治、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时期,倭寇猖獗一时,是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某些具体特点息息相关的。
嘉靖朝的历史特点之一,是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
正统以前,海防比较巩固,倭寇尚未酿成大患。但从宣德朝始,明帝国盛极而衰,至嘉靖时期,统治集团奢侈化,政治更加黑暗,武备废弛,边防日衰。庞大的帝国有风雨飘摇之势,在以往的朝贡式贸易中,已难保宗主地位,海外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也不肯再以朝贡者自居。这样,在经济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继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宗设、宋素卿争贡之役,残害浙江沿海之后,寇掠不断加剧。
嘉靖朝的另一特点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商品经济发展。
不少官僚把兼并土地获得的大量地租,投放在商业特别是有巨额利润的海外贸易上。这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商业活动,集中表现出贪婪、掠夺的特性。为了高额利润,他们可以置民族庄严于不顾。诚如唐枢所说:洪武、永乐、正统、景泰,
“剧于犯顺,只皆倭人独举。今则内外通连,公私扰甚” 。
然而,在古代欺诈性贸易支配下,这些倭人、奸商、官僚的“内外通连”,也充满着欺诈和掠夺。倭贩
“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竞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
嘉靖时期,倭人与奸商、官僚阆的欺诈性贸易中,已经潜伏着军事争端的危机。这一点,明朝人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那时有不少士大夫疾呼要厉行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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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原始积累本身力量的驱使下,一些西欧国家开始了世界性的征服和掠夺。东方以及中国,是它们掠夺和征服的一部分。中国封建王朝碰到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新对手,以往传统的朝贡贸易遭破坏。御史何鳌曾言:
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每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铳铇之声,震动城郭。……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
正德年间,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在广州“剽劫行旅”,“拐掠城市男妇人口……每岁不知其数”,可见,近代意义的中西通商,一开始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猖獗一时的西方殖民者海盗式的对华贸易,不能不引起明朝的警觉,从而采取消极防御政策――海禁。
西方侵略势力侵入东方,还使中国在西洋的贸易受阻,从而转向东洋。对东洋的贸易又着重于日本。日本为一岛国,资源贫乏,对国外物资的依赖性极大。加上此时日本正处封建割据的战国时期(1477-1583年,相当于明成化至万历年间),林立的小诸侯国,都是弹丸之地,从衣、器、书画之类,至针头线脑、食醋等等,无一不仰赖中国。同时,日本的商业资本也正在高速发展。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在日本造就了失业流民、武士、浪人、奸商诸阶层,他们在封建领主的鼓励下,适应其商业资本的贪婪欲望,开始不断加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诡形异服,弥满山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
原来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式贸易,本身就是在合法外衣下的一种掠夺。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利润,主要来自各地区之间或各市场之间的价格差额,日本封建主和奸商从对中国贸易中获得的高额利润,更是靠对中国的政治讹诈来摄取。日人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说:
这种对外贸易采取附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形式,所以明朝不仅减免关税,而且连日本国王的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实是商人)的食宿费用及朝贡品的运费,都由明朝负担。对于“朝贡”的物品,还需要赐给价格更高的回赠品。贸易是作为朝贡的附带的形式进行的;每次交易,包括上述回赠品在内,可获得原本的五至六倍的利益
这在封建的明王朝,是把贸易看作“天朝”对外人的“怀柔” 。“回赐”之厚适足以表现其盲目自大和愚昧。在日本,则把这种打着进贡旗号,施以政治讹诈的掠夺,变成武力劫掠,只是形式的更换而已。这必然使明朝加强对日防备。而且,由于葡萄牙东来侵扰中国,虽未表现为激烈的全面斗争,却也使明统治集团感到这是一股蕴含着强力的潜流,他们对日本戒心备增。因此,海禁的实施,也就随之步步加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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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代倭患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应当说,海禁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来说,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就明代沿海海盗和日倭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贩运贸易,具有海盗式的掠夺特质。这些就决定了掠夺的必然性,即使没有“海禁”,掠夺迟早要发生。掠夺是倭患的实质性问题,它是经济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结果。海禁与否,只是使掠夺合法化还是非法化的问题。
可见,海禁与倭患的因果关系,前者正是后者引起的。
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
应当承认,明代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使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商业资本,大量投放到海外贩运贸易上,集中表现为海盗式的掠夺,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的还渐萌芽,使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要求增强,商舶贸易的兴起也成为必然。两者都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从而造成倭患、海禁、商舶贸易三者错综交插,致使商盗难分,相互转化,飘忽不定,一面是海盗,一面是商人。这种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又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分页标题
一方面,明初海禁起了维护新政权,安定社会环境,迅速恢复生产的作用,其后各朝海禁,则从客观上发挥了抵抗葡萄牙等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自明及清的闭关政策,又是进行正常对外贸易的一个严重障碍,阻碍了国内商业资本乃至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此矛盾的情况,反映到明统治阶级内部,就是主张严海禁与开海禁的两派之争。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提供了实施海禁政策的经济基础传统的重农抑商理论,又为之提供了思想基础多再加上倭寇掠夺,西方殖民势力侵扰的直接原因,使得明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海禁还是开禁的矛盾,而不得不仍采取了海禁政策。如此矛盾的现象,是明代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明王朝无法避免和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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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倭患”的影响?
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主要看其繁荣还是破坏了社会经济,推动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明一代的倭患,已经给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首先,倭寇对城市特别是新兴城镇商品经济的破坏很大。
明代前期,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许多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十五世纪初,出现了苏州、松江、镇江常州、扬州、杭州、嘉兴、湖州、福州等几十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与此同时,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还出现了许多进步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城市。它们比旧有城市的商品经济,有着更大的发展前途,是成长的一个新的天地。但是,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倭寇,连年肆掠五府等地区,所谓“无日不焚劫,无日不杀掳” 。《倭志》记载，
倭寇苏郡西关镇,“大肆焚劫。大家小户尽遭残破,烟火七昼夜不绝,西关居民仅存四五”
史载侵上海,
“积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涧为之不流”,“尔若周浦、闸港、拨赐庄、新场、龙华、下沙、南桥、闵行、马泥泾诸镇,焚劫杀掠尤极残酷” 。
总之,“两浙三吴之地”及闻闽粤等省,一度繁荣的城镇凋敝至此。倭患的破坏作用,可谓彰明较著,这怎么能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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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倭寇对农村商品的经济破坏也很大。
第一,倭寇在乡间,或
“剽掠淫污,放火杀人”,“或尽毁农具”,
抢走耕畜,劳动力和生产工具遭极大破坏,致使农人没工具耕种,“贫者流亡,富者迁徙,田野荒芜”,“一望民居田亩,顿成沙漠” 。
【明朝：明代倭患：是海禁引起倭患，还是倭患引起海禁？】第二,倭寇登岸,焚烧粮仓和粮船,抢掠粮食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加上对商民的杀掳,对商品粮集散地的残破,粮食贸易,农产品市场也尽在被毁之中。如此民不聊生,怎么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呢?
另外,像王直这样召集帮众及日本浪人组成走私团队掺杂其中。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与嘉靖年间的倭患没有必然联系。张居正改革是为拯救明王朝危机的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是宣德、正统以来一系列赋役制度改革,在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新情况下的必然总结。正是这次改革,使明帝国略微复苏,有力地抑制了倭患,而不是倭患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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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既然倭患的性质是掠夺,王直等走私团队是封建武装劫掠集团,倭患对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破坏或阻碍作用,那么,抗倭战争就必然是正义性质的。它是一场以日倭和中国海盗为一方,明廷和中国人民为另一方的掠夺与反掠夺、侵扰与反侵扰的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戚继光等名将的抗倭事迹长期在民间流传,其蕴含的华夏英风正气,世世激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