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动乱与高压，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的变化魏晋|社会|政治

前言：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动乱的时代，尤其是魏晋的政治混乱与高压，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名教的危机和二是清谈的盛行。同时也为魏晋玄学的产生与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一、魏晋时期政治高压带来的名教危机
名教，顾名思义，就是名分教化，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通常意义上说名教发生危机亦是指名教所推崇的礼法制度与伦理规范受到冲击。东汉末年的名教之治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安宁，相反其负面作用暴露无遗，士人们发出"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后汉纪）的感慨，农民起义举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帜，说明自上而下都对名教之治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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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儒学教化）
1. 在国家层面上压抑与打击儒家之学
【社会■政治动乱与高压，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的变化】曹魏政权的开创者曹操在"天下尚未定"的社会环境下，将口趋迂阔的儒家之学束之高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儒家之学的一种压抑与打击。由曹操而曹丕，社会相对趋向缓和，曹丕仰慕黄老道家无为政治，推行体养生息政策，接连下了《息兵诏》、《轻刑诏》、《薄税诏》等一系列诏令，使得道家的"无为"思想全面进入士人的视野。这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儒学地位的不断消弱。
2. 名士开始对老庄之学痴爱
在社会鄙弃儒学这一大的氛围之中，作为国家，选择了名法之治，作为个人，更偏向于关注个体性命之学的老、庄之学。"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颜氏家训》）。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高压已经给个人带来束缚，让个体潜意识里感觉到自我本真之性受到栽害，造成身心的紧张，一种"累己"的感觉深深地渗入生命体内。另一方面道出了老庄之学兴起并受到当时士大夫亲睐的原因，可以"全真养性"老庄之学与口趋仿徨、困惑的个体生命意识相契合，并使得他们备受打击与摧残的心灵平静下来，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与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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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蔑视名教礼法的竹林七贤）
正是基于此，儒家之学被"弃之度外" ，产生了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恰恰给道家之学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出现"与尼父争途"的局面。如政治失意后的曹植在《七启》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从中均可以看出当时名士对老庄之学的痴爱。
3. 社会兴起轻蔑儒家之礼的风气
"不率常礼"（《魏氏春秋》）这首先表现为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轻蔑儒家之礼的风气，在魏晋名士身上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并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外在表征。阮籍在为自己"不率常礼"行为进行辩驳时就明确指出"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译注）。阮籍的"我辈"就是指那些"好老庄"的魏晋名士，他们都是"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家诫》）的君子。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不率常礼"行为的出现，并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使得魏晋士林风尚由"礼教尚峻"转变为"放荡越礼" ，这一转变也就是礼教遭受破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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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蔑视名教礼法的竹林七贤）
4.玄学形成，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旋律
名教一旦衰微，对士人的吸引力逐渐失去，其直接后果就是再也难以为魏晋名士提供身心上的安顿，因而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就会破茧而出，代替儒学成为士人生命存在的理念以及生命展开的依据。党锢之祸，打击一心饭依名教的优秀学子；社会之乱，迂阔的名教又无能为力；政治权谋，名教受到异化与曲解，堕落为统治阶级迫害异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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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老庄之学）
正是基于此种种历史事实，魏晋名士以道家的自然来挽救濒临危机的名教。以道家自然来提升名教，就是要使得名教符合自然的理想原则，避免其成为实现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失去其应用的价值，同时让信仰并依附名教的士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愉悦，从而使得个体生命获得真正的安顿。在自然提升名教的过程中，很多士人确实获得了形体上的安逸与精神上的愉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苦闷与忧伤，因而道家学说进一步流行开来。
一般而言，儒家经典关注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信奉儒家的士子心中自然有一种匡扶天下的宏愿；老、庄追求的是自我身心的通泰，以及在动乱的社会中如何保全自己，给自己苦闷的人生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弃经典而尚老、庄"的魏晋名士，自然就会从对国家政权的关心转移到对个体身心的关注，与之相应的理论依据魏晋玄学也随之逐渐形成，并且替代了儒学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的主旋律。
2、魏晋政治高压下，清谈在士人中的盛行
1.汉末名士崇尚的"清议"
汉代察举与征辟的取士方法，导致人物品鉴之风的兴起。尤其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爆发，人物品鉴之风更是盛行。汉末名士所崇尚的清议，一方面是名士之间的褒扬与贬抑。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才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党锢列传）。如此享有美誉人物的诞生。另一方面，清议亦是东汉正直士人对宦官、酷吏以及官场种种丑恶现象嘲讽与抨击的重要方式。清议与政治密切相连，而清议的存在又是以皇权的许可为前提，一旦超出皇权的容忍程度，便会带来毁灭性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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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士人崇尚清议）
2.士人在血腥镇压与打击下，盛行"清谈"
东汉末期随着党锢之祸的扩大，腐朽政权对士人采取疯狂的镇压与血腥的打击，东汉名士，幸存者亦成为惊弓之鸟，因而与之相应的清议逐渐退潮与转变， "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党锢列传）说的正是党人清议受挫这一事实，不过，清议之风并没有真正止息，而是以清谈的形式再次活跃于社会舞台之上。士人们对中央政权及执政者不良风气的批评，逐渐转变为对个人理想的坚持。"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魏晋清谈》）。由此可见，从政治上的人物批评到学术上的社交活动，其间的变化可谓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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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魏晋清谈）
总之：在魏晋时期的政治混乱与高压下，不但带来了名教的危机和清谈的盛行，同时也使得士人们精神压力空前变大，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冲突。士人们的内心世界的艰难挣扎直接导致个体生命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其中的一部分失意者或是受到先秦隐逸行为的触发，或者受到道家文化的引导，毅然选择了隐逸的方式，远离政治漩涡，以保持内心的平和。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