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汉全席”，是表面上的浮华消遣，更是王朝的政治权势显现

引言
“满汉全席”作为清朝始创流传下来的宴席，知名度一直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宴席完全复原已变成不可能之事。在此前提下，大众对“满汉全席”的解读多半停留于表面，不是只在影视上进行了解，就是认为其只是反映了清朝皇室的骄奢淫逸，但“满汉全席”作为一种饮食礼仪，不单单只是涉及吃饭那么简单，实际与当时的政治脱不开联系。一、“满汉全席”的产生与清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目的相关
清朝建立后，满族入主中原，由原来的边缘少数民族一跃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朝代更换不久，在汉族人民数量居多的情况下，即使处于统治阶层，满族人也不得不在多方面寻求巩固自身统治的措施。而国家局势安定不久，百姓、各行各业都需要休养生息，此时为了实现完完全全的“心理大一统” ，对汉人采取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显然是不明智的，且更会造成表面服从、内心愈加仇视的结果，因此寻找合适的方向促使满汉族相交融成为统治者的明智选择。
在满汉人民矛盾尚深时，清太祖努尔哈赤曾颁布谕旨：“满汉等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计口合粮而食。所有田地，满、汉人等务宜各自耕种。若满洲人期索汉人故违此谕，则汉人可扭而告之执法之官；而汉人亦不准因降此谕任意诬诳满洲人，寔因尔等，同为一帝之民故而。”不仅如此，在官员方面，甚至编制、娱乐等方面，都尽量做到均衡，努尔哈赤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两族相处更为融洽，对国家安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在明白文化是表现不激烈又影响深远的领域的前提下，又选择了文化作为着手点之一，随后深入到了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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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满族人，统治者势必不能在进入原来的汉人领域后就丢失本民族文化传统，身处一个国家的顶端位置，需要有自己的象征性文化形象，从而使人民拥有认知性的身份意识，以达到在统治阶层与满族文化间自觉找到联系，赋予满族文化符号如满文满语等“高端”含义。但想要获得大众认可，显然不能只顾着保持满族文化传统，还需重视汉族文化的传承，使汉族官员、人民心理得到平衡。在这一整个大局面下，满族统治者最终决定满汉族饮食文化并重，由此衍生出了“满席”与“汉席” ，并在之后将二者纳入光禄寺宴制。二、“满汉全席”的设置与变化是等级与阶层的反映
为了强化特权，达到少数群体控制多数群体的目的，满族统治者不仅同时发展满汉两种饮食文化，还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主辅的区分。如最初的“满席”与“汉席”并未合并在一起，为了显示满族统治阶层的权威， “满席”一直被作为国宴，在地位上高于“汉席” ，而且“满席”被分为六个阶级， “汉席”被分为五个阶级，不同官职能享用的宴席等级不同，如此一来，即使不明确表示，席上人与人之间官职上的等级差异也一目了然。进食原本只是为了饱腹所做的简单之事，经过宴席的特定设置，变成了统治者的利用工具，并加以不断推行。
较早时期，满、汉席的完备设置是在康熙皇帝赴孔庙祈福之时，衍圣公府作为接待者，当时用了“满席”与“孔府菜”款待康熙，其中的“孔府菜”即相当于之后席上的汉菜。与宫内的光禄寺相对应，衍圣公府之后算是宫廷之外负责这类宴席的主要机构，不过实际上，满人是借其代表的孔子文化巩固统治，增强在汉人间影响力，因此，能够再次看出设置的“满席”、“汉席”的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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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宴席举行，都可以从中看到等级意识的彰显。比如有满族官员赴地方任职，此时地方上的汉族官员会在原本是主场的汉菜宴席上加入满席菜肴，以此迎合满族官员的口味。《续历年记》中， “上海县与闸上摆‘满、汉饭’待新任总督范承勋，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闸上搭四座大厂，砌灶十二供应者俱在厂中，摆满、汉饭。”文里的范承勋是镶黄旗的满族显宦，他和上海知县之间身份的差距，恰恰是宴席产生的推动因素。而在席上，身居高位的一方往往更加受到尊崇吹捧，这种追捧往往并非口头直接表达，对含蓄的古人来讲，借助其它事物表达自己的意思是更多时候采用的手段，而在这里借助的就是宴席，宴席上有迎合高位者的食物，并且同时自带位置上的区分，这已然是一种不明显的吹捧表现。此时的宴席已经不仅仅能让其享受到美食，更能感受到等级差异给自身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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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汉全席”，是表面上的浮华消遣，更是王朝的政治权势显现】乾隆时期， “满汉全席”更加得到统治者的推行，这种推行并非乾隆口头或行动上直接对“满汉全席”表示支持，而是其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推动力。从“康乾盛世”这种叫法就可以得知，乾隆在位期间，国家稳定、发展繁荣，而在这之前，历代统治者就一直在施行满汉和睦相处的相关政策，因此，盛世的产生也被认定，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措施产生了影响，所以“满汉全席”后来的出现也算是国势在饮食上的一种体现。当然，这样的体现形式并不止“满汉全席”这一种，当时还有烧尾宴、千叟宴等等，不过无一例外，国势昌运与皇家治理紧密相连，每一种宴席在百姓眼中都显现出了皇家权威，阶层低级者感念“皇恩浩荡”并更加强化了服从心理，这从侧面表明统治阶层达到了借用宴席明确阶层界限的目的。
除此之外，身处盛世，乾隆皇帝不仅开始于宫廷膳食上愈加讲究，促使愈加多的汉人美食进入宫中，还喜欢出宫巡游，连高官显贵到了地方上，地方官都要在饮食上迎合他们的喜好，更不用说是皇帝了，乾隆帝游至之处，宴席准备无不齐全至极，无论是满族美食还是汉族佳肴皆配备完好。上行下效，乾隆这些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饮食风气的改变，象征权势、表现阶层化的“满汉全席”的最终完成并得到推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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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席”在原来几乎只有汉菜的地域产生，并在之后与“汉席”一同成为官方宴席，随着政权的不断加固，国家日益强盛，满汉两族交流增多，文化融合渐深， “满席”与“汉席”组合在一起成为了“满汉全席” 。但即使不同民族风味的菜肴被端上同一桌，也依然具有“满主汉辅”的特点，比如满族的菜品数量更多，熊掌、人参、羊羔、猴头、鹿筋等食材做出的是宴席中的主菜，典型的还有代表满族口味的“八大菜”：鱼翅、燕窝、鱼肚、火腿白菜、鸭子、整鱼、红烧蹄子、刺参杂烩；“二头菜”：烧小猪、哈耳肥。而代表汉族风味的则为辅菜，相应的有“八大热”：冬笋、虾仁、鱼脆、鱼皮、玉肉、百合、鸭舌掌、乌鱼蛋；“二点心”：大肉包、朝子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的统治机制特点，即既彰显满族官员的地位，也对汉族官员进行心理安抚。统治者将饮食文化渗入到政治中，调整礼仪、席位、菜品数量等，赋予“满汉全席”显现等级、平衡心态的功能，也算是一种智慧。分页标题
三、“满汉全席”的演变代表着权力结构的变化
“满汉全席”初期只有皇亲贵胄、特权阶层才可以享用，但随着汉族越来越多能人志士崭露头角，汉人掌权者增多，用权能力逐渐变大，满汉官员力量发生转化。以往用于高堂政治局面且以满族为主的“满汉全席”逐步走向汉族人民占多数的市井之中，参与者和席间仪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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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满汉全席”主要产生于宫廷，但走到民间才真正光大起来，一方面，由于一些名贵原材料获取困难，各地饮食风俗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商家会加入风味各异的民间菜品，用以维持原席菜肴数量规模，席上菜品不再像原来般固式，比如水陆商人间的“满汉全席”上出现了原来不曾大量出现的鱼虾类水产品。另一方面，以往的统治者是为了彰显满族地位，拉拢汉族权贵精英而举办“满汉全席” ，但民间参与者则不然。各大酒楼商肆承办宴席，商人、地主作为富贵人家，为了彰显家世，相互宴请，是民间“满汉全席”的主要参与人群，在整个过程中，宴席的政治性减弱，享乐性增强，而出席者的多元化必然促使宴席功能变得多样化，比如当时有富贵之家曾用“满汉全席”宴请外国来宾。不过虽说政治性功能已减少，从宴席能看出等级差别已非设置时所主要考虑的方面，但“满汉全席”作为利用工具，用来象征权势富贵的作用并未有多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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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而言之， “满汉全席”从产生到完成，再到推行与之后的“原味”不再，都与政治文化相联系，体现着相应时期当权者的意志，而不仅仅只是作为权贵的一种消遣。从清朝后期宴席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满汉权贵精英在权力上进行的争夺结果，即汉人最终取得更大优势。
参考文献：
《扬州画舫录》
《续历年记》
《莲花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