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天祥被俘后，所有汉人都希望他早点死？贞节牌坊往往最要命 |解密|发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朝的残暴，另一方面是他的节烈和精神。但是，江南的故乡人民，对他的节烈、对他献祭的强烈期望，催促了他的早逝，也加速了文天祥被处决。
【【历史】文天祥被俘后，所有汉人都希望他早点死？贞节牌坊往往最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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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被捕的那天起，文天祥就要尽可能地为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省海丰遭到元军的袭击，最终被抓。次年4月，他被护送到了广州，当文天祥作为囚犯进入江西之时，他决定开始绝食，但是，他却并没有被饿死，所以，他希望有机会可以逃跑，便配合护送元军继续北进。
然而，当时文天祥被捕的消息却传遍了整个江南，他没有牺牲，让很多的人都如坐针毡。此时，南宋已被彻底摧毁， “老中国”中的无数官员包括文天祥的弟弟或被杀或投降。沉默的人并非不爱国，只是他们不打算牺牲自己，这是“肉食者”当高官的做法，但是，他们也有期待，他们希望别人为“旧中国”而死。
现在，整个江南都期待着文天祥的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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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文天祥以前的部下，大声的喊出了“沉默多数”的心声，他在庐陵的同乡（现在的吉安）王炎午参加了抗战事业。然而，由于母亲的疾病，他很快就回到了农村，所以，他避免了被俘虏的命运。当时， 28岁的王炎午听说文天祥被船押送到了江西，就作了1800多个字的《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执，就义未闻。豪杰之见，固难测识。因与刘尧举对床共赋，感慷嗟惜之。尧举先赋云：‘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予闻其下句义，则谓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矣。予谓：‘向字有忧其饥而愿人饷之之意，请改作在字如何？’尧举然之......”
而且，王炎午还抄写了近百本“祭文” ，将其传到各处。总之，文丞相应该尽快死，只有当他死了，才能明确志向。他的生命必须结束，王炎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鼓励文天祥“快死”来维持气节。其实，王炎午的行为，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在元军铁蹄下“沉默多数”的道德要求，这极大的震撼了这一时代。
而王炎午劝说文天祥牺牲，则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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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很重视个人的精神，但能自觉修行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不是去自我牺牲，而是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鼓动他人去牺牲。王炎午的直接提出，不仅对文天祥的道德造成了压力，还是史无前例的。数千年以来，文天祥都被人们看作是一个英雄，他的事迹已经传了上千年。
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文天祥算是唯一一个。
所以，有人称赞王炎午的祭文，说：“这体现了他悲壮的忠贞。 ”在崇高的道德观下，中国人心中有了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即：对于为敌俘虏的文人，对于失礼的妇女，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死守气节。如果放回去，几乎和投降、叛变的结果一样，一生都会受到道德的歧视。
当然，对于那些希望被俘之人和被侮辱的妇女自杀的人来说，他们的任务是传播烈士的英雄事迹，在贞节牌坊里表彰这些妇女。然而，在道德主义下，王炎午的劝死，则表现出了对基本生活的冷淡，他没有站在文天祥的生活立场上，而是要求文天祥为道德理想牺牲自己。分页标题
当然，文天祥的生死却需要他自己选择，不管用了多少神圣的理想或标准，世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死。自己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自己，别人没权力干涉左右，因此，王炎午对死亡的劝诫，是对文天祥生活的一种漠视，它的出现不是一种文化的荣誉，而是一种文化的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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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炎午的“生死祭文”到文天祥被杀的这三年半，当文天祥在监狱受刑时，他家乡的人，既希望为南宋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天祥能够活得更长，又希望他能早死。
这是一种悲哀，但文天祥却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牺牲自己。令王炎午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对死亡的劝告。因为，王炎午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没有他们的催促文天祥也有勇气和决心自杀。文天祥是一个有气度的人，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有着超然物外的精神，他从不为一己之私舍弃大义。
在他心中，一个人的气节高于一切，一个有灵魂的民族，是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舍生不怕死节烈的民族，他在我们心中仍旧活着，活成了墓碑式的人物，在我们心中永垂不朽。 1282年12月9日，文天祥最终为了正义自杀。王炎午听到了文天祥的死更是悲伤，因为，文天祥的死刑判决早就由他决定了。
前一篇祭祀文章完成使命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宰相要死了，呜呼哀哉！我多想为你干杯，再做一次演讲......”不久宋亡，世移运改，因痛国家败亡，改名炎午，终身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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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像文天祥这样的英雄人物非常之多。他们在面对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并且，想以一己之力挽救危局。尽管他们知道结果如何，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舍身忘死，死亡根本憾动不了他们那颗爱国之心。正是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才使得整个国家有了动力，有了发展的源泉。
参考资料：
【《尧山堂外纪-卷六十三·宋》、《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