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民国军官的军衔就该是将校尉吗 1945年9月2日

1945年9月2日，盟军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一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二级上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作为代表受降，可谓陆海空三军俱全。报章评论，在中山陵畔南京城受降，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只不过，如果按照中山先生的想法，这五位受降代表的军衔不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孙中山的设想成真
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北洋水师采用从提督、总兵到千总、把总的绿营官制，而日本海军便把这种官制视为军衔，与中将、少将到少尉、准尉画了等号。晚清新建陆军全盘引入西式军衔体系，称呼颇为古典：上等官称“都统” ，中等官称“参领” ，初等官称“军校” ，等内用“正”“副”“协”划级，在相当于上将的“正都统”之上，还有“大将军”和“将军” 。例如，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时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被授予海军协都统军衔，相当于海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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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民国军官的军衔就该是将校尉吗】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为民军拟定了一套同样古典的军衔体系：“将军”“都尉”“军校”分等， “大”“左”“右”划级。 “大将军”从清廷的第一等变成了第三等，之上另设“大元帅”、“副元帅”两级。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只有几个月，却颁授了好几位“大将军”——1912年1月15日，武昌民军总司令黄兴和海军总司令黄钟瑛分别被任命为“陆军大将军”和“海军大将军” 。所以，如果国民政府完全忠于中山先生遗教， 1945年的受降代表，应该是何应钦副元帅、陈绍宽副元帅、顾祝同大将军、萧毅肃左将军和张廷孟大都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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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何应钦、顾祝同、陈绍宽、萧毅肃、张廷孟
军衔名称之争的胜利者，是袁世凯政府的简洁方案——“将”“校”“尉”加“上”“中”“少”的三等九级制，之后各代军衔体系虽有变更，但都以此为基准。只是，这并不代表此后没有存在过其他名称的军衔体系。
1926年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创立了一套三等十二级的军衔体系。一贯以丘八将军自居的冯玉祥不喜欢咬文嚼字，径直以数字命名，最高军衔为一等一级，只冯玉祥一人。以下依次类推，一等二级授予方面军总指挥，三级、四级分别授予军长、师长和旅长，二等一级授予团长，相当于在三等九级制上各增加了一级，类似于大将、大校、大尉。历史学家简又文曾任冯玉祥的野战政治部主任，被授予一等三级军衔，相当于中将。
国民政府也在1934年颁布过一套另类的军衔规则，称为《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暂行条例》，专门授予蒙古、新疆、西藏的地方武装官长。边疆武职同样是三等九级制，但以“统”“领”“尉”搭配“都”“副”“协” ，颇有晚清新军军衔的遗韵。 1936年，国民政府又颁布《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明确蒙古各盟的盟长、副盟长、保安长官，各旗的札萨克、总管，以及西藏军队的马基，能够获得都统、副统、协统等相当于将军的边疆武职。但截至1949年，只有锡林郭勒盟盟长索诺木拉布坦获得了相当于上将的“都统”官衔。分页标题
上将多得数不清了
北洋时期的军衔体系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加衔。中将资历足够，但尚未满足全部条件，便可“加上将衔” ，仿佛清代的“总兵加提督衔” ，少尉也可以获得中尉加衔。这一制度在孙中山时代就已经出现，安徽都督柏文蔚就获得过“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衔” 。第二是自行授衔。朱德曾在滇军任职，所留笔墨署“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 ，但遍查北洋政府公报不见授衔记录，恐怕是西南军务院或者云南陆军自行任命的。将军如此，校尉更加泛滥。有些军官在乡的亲属，没有当过一天军人，也顶着少校、上尉的名头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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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南北军阀蜂起，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各据数省，国民政府也在广州另立旗帜，挥师北伐。战乱中的军队更不将军衔当作一回事儿，师长便是中将，军长就是上将，一个上将总指挥可以任命一个上将军长。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仅上将军长就多达80余人，更不用说其他将校尉官。时人讽刺“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 ，蒋介石也抱怨“上将多得数不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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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情况，南京国民政府在编遣军队的同时，开始建立新的军衔制度，从年资、功绩、现职等方方面面综合评定，试图解决臃肿的军官队伍。从1934年6月15日起，陆续颁布《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陆（海、空）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佐以官组、资序、人事评判等，从1935年开始为全军军官授衔。按照当时的话语体系，军衔称为“官阶”（亦称“官位”），军衔符号则因其位置被称为“领章”；第一次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军人，称为初任官；1935年任官制度实行前已经是军官并被任官者，称为叙任官；军官每晋一级官阶，则称为晋任官。
新制度对官阶的控制十分严格，将官分陆、海、空三个军种，陆军校尉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海军、空军军官起初不分兵种，后改制重新划分兵种，如海军设有航海、轮机、电信，空军设有飞行、航机、气象等等。每一位正式军官都赋予官号，如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官号是3、陆军中将杜聿明官号是368、陆军少将张灵甫官号是1385 ，用以明确总额。重点控制的上将官阶还限定员额：一级上将限额八人（后增设一人），二级上将限额二十人（后增设两人），除非出现空缺，否则不予晋任。至于最高级的特级上将，自始至终仅有蒋介石一人。
但问题随之而来。 1930年代的中国依然战乱频繁，部队在编遣之后又不断扩大，产生新的岗位需要人员填充。原本需要三到四年才能晋任一级官阶的军官，却在短时间内提升了两级甚至是三级职务，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名陆军步兵上校的职务是陆军中将才能担任的师长，一名少校两年内由营长晋升为团附、团长，却还不足晋任中校的法定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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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
什么人能算将军？
军队讲究地位资历，戴在军服上的官阶直接体现资格级别，更马虎不得——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人相信一个少校团长和一个上校团长的权力会一样，也没有一个少将旅长愿意乖乖服从少将军长甚至是上校军长的指挥（如1944年的孙立人，官阶为陆军步兵上校，职级为中将军长）。矛盾在官位制度实施之初已经出现，只能靠新的制度来解决。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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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遣以来剩余的现役上将，以及资历功绩满足条件却因无缺而无法晋任的资深中将，国民政府采用加衔制度应对，任命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任职范围、官阶符号与上将毫无差别，只在退役金上有所区分。除此之外，还设立职级制度，即参考职务编制的官阶，赋予用“将校尉”表示的等级，如“中将师长”、“上校团长”、“少校营长” 。资深者可提高一级，资浅者可降低一级。这里的师长、团长、营长即为“职” ，中将、上校、少校即为“级” 。级别与职务连用，不得拆分，且上将职不再区分一级二级，校尉职也不再区分兵种。
具体而言，官阶为“骑兵上校”的军官出任“少将旅长” ，即可佩戴少将符号。官阶为“炮兵中校”的上校团长功高资深，但不符合晋任“炮兵上校”官位的条件，也可能会被晋升为“少将团长”的职级。同样，原本职级是“中将师长”的步兵上校在被正式任官为“陆军少将”后，仍然可以继续佩戴中将符号。但对需要穿着军礼服的重要场合，则一律以官阶为标准佩戴相应符号纹饰。另外，由于中国军人相对普遍年龄低而级别高，在涉外交往场合中普遍降低一级佩戴官阶符号，不仅职级，正式官位也会受此限制。如1942年陆军上将衔中将熊式辉率团访美，也只佩戴中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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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级和官阶并行还带来了一个问题，佩戴少将符号的步兵上校，算不算将军呢？答案是肯定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军队人事管理以职级为重，官阶为辅，文书作业上，只要晋升为少将职便被列为将官，但会明确标识职级和官阶分别是哪一等次。以1947年2月国防部第1厅编写的《现役军官资绩簿》为例，少将分册列入了大量官阶为各兵种上校、中校，甚至没有任官的少将职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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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绩簿上的少将组别
职级重于官阶的制度解决了面子困境，却又因抗战期间军队大规模扩张，使将校泛滥的问题重新浮上台面。蒋介石对此局面颇为感慨，甚至在训话时号召“我也不一定要各位降低自己的阶级，只要求各位不必按照编制的官阶，而按照自己实授的官阶佩戴领章，就可以使名实相符，例如作军长的如果实授少将，就不必戴中将领章，作师长的如果实授上校，就不必戴少将领章。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很小，其实关系我们军队荣誉、国家地位都非常重大，所以大家要切实做到” 。
这当然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部队长官根本不把麻烦的官阶当一回事儿，甚至不为部下办理任官手续。抗战期间做师长、军长的丁治磐回忆“升调官职的公文呈报中央，军委会铨叙厅核准后，我立即予以补官。所以我部军官的官与职都是相称的，不像有些部队干部升职确未补官，等于未实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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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整顿军队，连带着将军衔体系一并重整，将官阶、职级合二为一，以1948年的任官结果为基准重新登记，一下子将很多1949年快速晋升的军官打回原形。日后担任台军“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邱守圻，时任第75师参谋处上校作战组长，被重新核定为少校。衡阳会战四师长之一的葛先才从中将核降为少将，几十年后还在回忆录里指责这是国防部第1厅厅长毛景彪借机报复。其实翻阅公报便可查知， 1948年时葛先才虽然是中将师长职级，但官阶却仍然只是陆军步兵上校，这次被核为少将还是相当给面子的。分页标题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