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潘汉年为何秘密会见汪精卫？一次见面，埋下悲剧种子一、早年加入特科

一、早年加入特科，精心刺杀警备司令部督察长
潘汉年是我党历史上最传奇的红色特工。他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世家，年少时就来到上海在书局报社做学徒。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加入我党。在举办纪念中山先生逝世的活动中，博古与潘汉年相识，从此开始了莫逆之交。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与潘汉年重逢。在博古的推荐下，潘汉年就任江苏.宣传.部长。
1931年，是地下党最困难的一年。 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 2月7日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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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
4月27日，领导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返回上海时，在武汉被捕叛变。
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保卫工作，知道党的机密极多，清楚机关和领导人住址，所以顾的叛变构成很大威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避免了严重破坏。
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 6月21日，总书.记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在24日就叛变了，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幸亏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但敌人在全市大搜捕，使周恩来难以长期在上海继续存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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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主持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于是在1931年7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了想法，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参加特科工作。
当时，因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敌特机关气焰越来越嚣张。特科的工作非常被动，潘汉年觉得必须得“搞点大事”进行反击，以重振旗鼓。几经研究，潘汉年决定：刺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
当时国民党方面要从租界逮捕我党党员和革命人士，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交涉的，捕获后，也是通过他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可以说，就是这个王斌把不少同志送上了刑场，大家对他早就恨得牙痒痒。
但是要刺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不是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弄清他的住所，潘汉年看到大街上不少警备司令部的人在查封禁书，灵机一动想起自己曾听光华书局的经理提起，为了避免被查禁，书局常常要对警备司令部上下进行宴请。
于是潘汉年特意在上海的高档饭馆包下一间房，宴请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和沈松泉。酒过三巡，潘汉年说出了自己也想办书局的意愿，由于潘汉年非常诚恳，张静庐经理真的信了潘汉年的话于是决定帮他一把，便将随身的记事本掏出来，将王斌的家庭住址抄给了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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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
拿到王斌的家庭住址后，潘汉年立即派人去盯梢，很快他们就摸清了王斌每天往返的路线。一切准备就绪，潘汉年决定出手了。
一天中午，龙门路上正是最热闹拥挤的时候，一辆人力车正急匆匆的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从街道一旁的弄堂里跳出一个年轻人，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人力车，举枪对准人力车上的人，只听一声枪响，车上的人当场毙命。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那名年轻人早已迅速撤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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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身手不凡的神枪手正是特科三科的成员，而被一枪毙命的正是王斌，潘汉年可谓是首战告捷。此后潘汉年悉心经营，特科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慢慢恢复，还新建立了不少关系点。分页标题
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 1930年前后两人都从事文化活动，常有接触，被捕时任《真话报》总编辑。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上海分局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苏区工作。
1933年6月中旬，潘汉年到达瑞金，博古十分高兴，推荐他出任苏区宣.传部长，在张闻天手下工作。
长征开始前，博古把潘汉年调回来担任红军总.政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部队一起转移，为的是使潘汉年能留在身边。
二、与陈云一道去莫斯科
1935年2月上旬遵义会议后，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
博古讲到：“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红军的命运。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 。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待。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为了预防万一，陈云同志也去。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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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
1935年2月10日，在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转上海，走海上。同年6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8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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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红军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打探红军的所在。
1935年11月7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了县委。 11月9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 。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1936年1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与蒋介石的武官邓文仪谈合作抗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的策略，要把“合作抗日”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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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港回国。不料希腊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分页标题
到港后得知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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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陈立夫
1936年7月7日，陈果夫派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要潘先回陕北，将我党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1936年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 8月7日顺利到达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三、潘汉年的迟归引发的误会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9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很不满意。
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 ，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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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向博古辞行。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我派你和陈云去莫斯科后，张、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你脑子里带密电码，又以谈判代表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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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
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四、与汪精卫的秘密会见
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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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在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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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夫妇
正是在这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我党表示希望建立联系。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经胡均鹤联系，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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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
1943年4月，日伪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新四军领导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于是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哪晓得又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不在苏州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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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这位老资格的特工顿时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
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
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1945年初，潘汉年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单独向他了解了他在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潘汉年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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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不久，国民党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领导人的事。有人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潘汉年的否认。
于是毛泽东亲自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的电报，明确指出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潘汉年#潘汉年为何秘密会见汪精卫？一次见面，埋下悲剧种子】此事，埋下了潘汉年悲剧命运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