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兵团天津女知青孤苦飘零的人生

本文为非虚构文章

照片和文中主人公无关一个人的命运从出生之日起基本就决定了一大半。 “命运”两个字宜分开解读。命是出生的家庭背景，运就是生命成长的历程。命无法选择，而运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人为地选择和施加影响。和我曾经相处五年的兵团同事，她悲苦飘零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出生父母的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伴随她一生。这位兵团同事，是位来自天津的女知青，名叫刘霞，是一位美中混血儿。像她这样的出身，在国内不多，在后来的单位，当时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系统是唯一。她解放前夕出生于青岛，父亲是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工作人员，母亲是中国人。新旧政权更替后，代表旧政权的美中领事馆撤销。父母离开中国回国。而她从此成为弃子。国家命运的变化带来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她的身上，而对于她就成了一座山，带来难以承受之重。她因出生于中国，按规定不准离开，无奈，她被父母私下托付给自己的朋友，一位在青岛的法国独身老人抚养。一年多以后，她当时也就是三四岁，这位抚养她的法国老人在睡梦中离世，她早晨睁开眼，肚子饿了，看到身边的老人怎么也唤不醒，最后被邻居获知。接下来她被送到政府办的专门收养孤儿的福利院。此时的她对于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没有家庭和父母的概念，不知母爱父爱为何物。六零年前后她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她被来自天津的一对年轻夫妻收养。她的养父母均在天津市委系统工作，具体单位的性质属于后勤接待系统，专门接待上面来的人，名称叫“老干部俱乐部” ，从名字上自己去理解，无须多解释。养父是单位第一把手，母亲是部门负责人，两夫妻均为留苏学生，这个熟悉现代史的都不陌生，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有留苏背景，那里是社会主义大本营。两人婚后多年没有生育，于是通过组织介绍找到了青岛孤儿院。养父母在孤儿院亲自筛选寻找，发现了这个碧眼金发鼻梁高耸的混血女，当即决定收养，她就是刘霞，这个名字是养父母取的。他的养父叫刘青山，和解放后天津大贪污犯刘青山同名，但不是一个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正处级，家庭条件相对优越，把养女视如己出，宠爱有加。蜜水罐里泡大的孩子，养成了独有的习惯和性格：不能吃苦、动手能力差和口无遮拦。这种性格后来走向社会后，必然和社会产生断层，难以融入，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更不知“稼穑之艰辛” 。时间到了1965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她的父母自然难以幸免，被造反派冠以“特务汉奸”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靠边站。而作为养女的她一定受到牵连自不必说。当时适逢兵团在天津招工，她作为第一批支援西北的知青，来到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她当时来到的单位是，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六连。她当时正值十八岁花季的年龄。离开父母的怀抱，接下来将独自面对生活中一切风风雨雨。这个地方在甘肃酒泉境内，叫饮马农场。地点在玉门附近，毗邻内蒙。该地历史上习惯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和巍巍祁连山并排延伸至青海新疆，千里戈壁，一望无垠。极目远望空旷悠远，滚滚黄沙。当地人有个顺口溜形容本地的气候特征：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里的春季常常会遇到沙尘暴，一般的沙尘暴刮起来，黄沙遮天蔽日，对面看不到人。大的沙尘暴可以把毛驴吹起来，然后跌落地下甚至摔死。行路人遇到沙尘暴，赶快卧倒，等到风暴消失了再起行路。这里是汉代的古战场，边塞诗人眼中的美景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当年李广、卫青和霍去病就在这里和匈奴厮杀的昏天黑地。霍去病的墓就在距这里几十公里的现酒泉市公园内。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士，相聚在这千里戈壁滩上开荒种粮， “屯垦戍边” 。刘霞自此作为兵团战士的一员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兵团职工每天的工作就是集体出工和政治学习。这里的土地适合种植啤酒花和小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18岁的花季少女，虽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确是怀春的季节。她接近一米七的身高，身材纤细修长，加之一付洋人面孔，使得身边很多男性蠢蠢欲动。兵团向来是男多女少，所有兵团男职工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婚姻困难，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约在十比一还不到。极少的适龄女性成为男性竞相围猎的目标。那个时代恋爱基本都在地下暗中进行，不敢公开。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均可以和政治关联。比如男女公开恋爱，过分亲昵，会被认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思想堕落而受到批判。那个时代恋爱以写情书为主，尽量引用诗词以感动对方。读书的好处由此体现一端，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她身边自然也不乏追求者，面对若干追求者，以她的人生常识基本为零的人生阅历，往往不知如何应对，加之她向来说话口无遮拦，不谙人情世故，无意中伤害了一些人。被他无意伤害最深的就是一位厂医，几乎是毁了此人一生。这背后是否被人利用，是否有男性相互竞争中使手段，外人很难说清楚，后来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在这茫茫戈壁滩上度过了五年时光，曾经是父母跟前的千金小姐变成了女汉子。七零年下半年她的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她和几个同事一起被调到农二师15团四营，当地习惯称国营岷县天门山药材农场。这里位于甘肃省南部，洮河中游，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属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古临洮即今岷县。也是董卓的故乡。这里距岷县县城68公里。该场在一个被大山包裹的山坳里，群山连绵，抬头仰望山峰终年积雪。和她一同来的是五个人，为何被调来？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几个人要么是家庭出身或者是个人的原因，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一类人，所以被调至远离边境线的地方，据说是考虑避免他们逃跑至国外投苏。当时和他一起来的就有一位回民右派，武威回民小学马校长，还有赵玉帮、张强等人。这时她已过了青春期，到了可以考虑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按照养母的意思，等段时间看政策是否会变，争取回天津再考虑婚姻之事。如果实在要找就找一个同去的天津知青，将来还有一起回来的可能，最起码生活习惯语言更易趋同。但是最终她嫁给了单位唯一的一位拖拉机司机。拖拉机司机在当时场里算是很受人羡慕的职业，不用每天去地里劳动，无需早出晚归餐风饮露，不用拖拉机耕作的时候就无事可做，抽烟喝酒聊天，轻松度日。这个司机是当地申都乡人，姓包，来自岷县孤儿院，文盲。他为刘霞的美貌所动。求助和刘熟悉的马校长做媒，加之自己百般献殷勤，小恩小惠，最终俘虏了芳心，癞蛤蟆终于吃到了天鹅肉。记得我祖母在世时曾经说过，男人有爱情，女人没有，女人谁对她好就跟谁跑。一般的女人扛不住男人的殷勤，这就是千古不变的现象：鲜花多插在牛粪上。有些男人献殷勤可以把自己低到尘埃里。恰恰女性对这种低到尘埃里男性十有八九会缴械投降。加之她幼年养成的对美食的嗜好，成为男性俘虏她的突破口。七三年我来到场里，此时她已生有一女，本人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带着男性的军帽，远看像男性，坐在墙边晒太阳。家里的炕上堆满衣物，室内一股刺鼻的尿骚味。表面上看她生活的很凌乱不堪。原来这个场里有个汽车，我叔叔就是这个场里唯一的汽车司机。这个包司机是我叔叔的徒弟。叔叔说过，曾经教他从油箱抽汽油，插管用口吸，学了半天都学不会，喝的满嘴汽油，为此叔叔气的打了他。那个时代师傅打徒弟是常事，叔叔说此人笨，唯一的优点是老实能吃苦。后来叔叔连车带人一起被调走到团部工作，离开了这里，包司机就成了场里的老大。包司机患有气管炎哮喘，烟瘾极大，还常常酗酒，性格专横，酒醉后妻子常对对妻子、孩子施加暴力。她每天和孩子都生活的小心翼翼，对男人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自己远离父母，没有任何可以抗争的资本。她原来天真地认为自己总算是下嫁吧，作为男人应该感恩戴德。结果不然，自己并未得到珍惜和呵护，反而等于自投罗网，真乃明珠暗投了。那个时代象这类婚姻不是个别，有一大批。如《落花生》一文的作者许地山的女儿，就嫁给了陕西的一个老实巴交，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我的老家也有徐州的一位女知青嫁给我本家的农民哥哥。这在当时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而伦理的核心又是婚姻和家庭。这类问题待专门的研究人员去深入探讨。他们婚后的生活基本就是吃饭睡觉，极少语言交流。几年连续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三个女儿间隔都不到两岁，俨然生育机器。本人日常除为三个孩子操劳，还要下地干活，身心备受摧残。身体也是越来越差，记得当时患了胆囊炎，经常痛的在床上翻滚。每天去参加劳动，那时很多劳动项目都是定额考核，比如挖地，每人半亩，挖完回家。往山上送肥料，山高不能用牛车全靠人背，每人八百斤，背够下班。像她这样纤弱身体如何完得成？别人基本都完成走完了，她还再干。有时候男人来帮一下，大部分时间靠自己坚持。她当时常常求助于我，为何求助我？是因为凡是需要定额考核的劳动内容，都是由我负责记账分配。我当时年龄最小，要干和他们一样的工作，我也干不动，于是指导员和梁排长就照顾我，让我负责统计记账。这个工作我干了一年多，后来就在子弟小学当了老师。我负责统计，她就私下给我说好话，让我关照，这个都懂，就是在数字上变通，完不成的变成完成了。我现在说出来这个事，我们没有任何利益输送，那个时代想都不敢想。主要是出于同情。她经常称呼我小孩子，和她老公也是酒友。她比我大十几岁，有代沟。我和他老公包司机也算是长期酒友，应该说我人生第一次喝酒就是在他家开始。第一次和不知就能醉人，主动喝，喝到不省人事，天津知青张雪年把我送回宿舍。后来我们相处五年，共在一起喝了多少次酒记不清了，估算不会少于两百次。当时身处那种远离家乡孤苦寂寞的环境中，酒成为重要的精神支柱， “酒入愁肠作相思泪” ，太想家了。后来的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离开那里到兰州上学。刘霞每年同样有一次探亲假，去时是蓬首垢面的黄脸婆，回来就变了容光焕发的一个人。按理夫妻和孩子应该一起回去，但因为养母极力反对这桩婚姻，养母生前一直都坚决不见这个女婿。他养父于六八年患肠癌去世，去世之前她尚未结婚，探亲回去见不到养父，养父被站岗的军人隔离在单独的地方。母亲74年去世，母亲弥留之际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她的婚姻，至死都不原谅她难以释怀。79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知青开始回城。按照当时的政策就是回到父母身边，由原父母单位负责安排。此时她父母均已离世，市委系统查找档案统计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发现了远在甘肃的她。市委专门为她们夫妻办理了调动和安排了住处。一家五口返回天津工作生活。大约在两年后夫妻离婚，这个不难理解，不是以爱情结合的婚姻没有向心力。原来的结合是迫于环境，个人基本没有选择的空间。环境变了，人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终生的，这也是人性使然。离婚后三个孩子均母亲一起生活，包司机于离婚两年后因肺癌去世。去世前她还是去照顾了一段时间，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后来她单位改制下岗，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生活，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她又身无一技之长，且体弱多病，难以靠体力谋生。靠朋友资助和借贷为生，无奈把最小的女儿送人抚养。曾寄希望再婚重组家庭，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又以失败告终。这应在情理之中。几年前我曾去天津出差，找到她的原单位，原单位说她早已离开这个单位，后来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最近原兵团同事告诉我，她早已退休，和二女儿在一起生活，二女儿至今未婚。她本人不幸的婚姻，在二代都留下了阴影，女儿视婚姻为畏途。后来知道，三女儿被一个香港人领养。她本来还有一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和丈夫离婚后，她完全可以寻找在美国的生身父母，八九十年代，当时政策已经没有障碍，通过有关部门或媒体，找到的希望还是很大，如果能找到，可能命运会再次改变。也许囿于见识，也许就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这也就是命运吧。回溯她的一生，她出生不久即离开父母，没有享受到母爱父爱，后来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缺爱的状态中生活，缺爱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和阳光，缺爱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甚至可以毁掉人的一生，她是受害者。我们失去联系二十多年，不知她一切可好，若健在应当是七十多岁了，只记得她的大女儿，乳名叫雪梅，不知她能否看到这篇文章。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