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童年的四姐妹，只有我一个逃出了大山

《大国小民》第1096期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我出生在广西某贫困县下属的青山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整个村子都隐在一座山里，大部分地方都人迹罕至。10岁之前，我从未到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从乡里通往镇上，只有一条小公路，车辆很少。我们村就在公路旁，算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村子了。我从小就常听大人说，大山的更深处，还有一些更小的村落，那里的人还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我家尚能吃饱，所以也不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好。我读书的青山小学位于半山腰上，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最少的五六人，最多的也不过十几个孩子。老师也只有几个，大部分都是代课身份转正而来。2004年之前，义务教育尚未在这里普及时，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上学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山里交通不便，村子间距离遥远，让孩子读书意味着每天要花费几个小时在路上。更重要的是，干农活尚可以勉强果腹，而上学耗时耗钱，没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时候在我们那里，大部分上过初中高中的“高学历”的人，也依旧没有摆脱农村。特别是女孩，只有嫁得好才是唯一的出路。幸运的是，我赶上了义务教育。在青山小学，我认识了我人生中最初的姐妹们。

我的家旁边的竹林，和雾霭笼罩下的大山（作者供图）12004年的夏天， 6岁的我跟着比我大4岁的姐姐走了将近1小时的山路，一起到小学报到，进了学前班。整个学校有3座“教学楼”——两座斜顶盖瓦片的土坯房，一栋3层高、还锁着门的新教学楼。那一年，学前班的人数格外多，有15人，学校里唯一一位大学毕业生小安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入学第一天，小安老师正给我们发课本，挨着后山的教室玻璃就被砸了，很快，又接连有小石子穿过打开的窗户落到教室里，落到地面上、书本上，有些还险些砸到人。我向窗外望去，扔石头的是一位瘦高的女孩。小安老师对着窗户喊了两声：“我们在上课，快走！”女孩听见，就像是受到了惊吓，沿着后山森林的边缘跑走了。大家纷纷好奇那人是谁，小安老师没有解释，就有同学说， “肯定是山里的野人” 。“那是春子。 ”一位女同学突然说话了，她叫丽子，个头很小，皮肤黝黑，声音尖利。 “春子你们不知道吗？就是那个春子！”“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村里的疯婆子！哈哈哈……”有同学接话，全班顿时哄笑起来。我不认识春子，回家问奶奶，奶奶却叹了口气，说和丽子一样，春子也是个可怜孩子。后来，春子又来过很多次，不是朝正在上学的我们扔石头或垃圾，就是蹲在外面透过窗户偷偷盯着我们上课。只要她没打扰上课，也没伤到同学，老师倒也不会驱逐她。春子那年已经12岁了，有一个弟弟在青山小学，比我姐姐低一个年级。春子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靠着务农和偶尔打一些零工带着姐弟俩生活。他们家就在青山小学附近，步行不过几分钟，是两间没什么家具的土坯房。在她适龄入学的时候，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到大山里，女孩子不上学并不奇怪，于是，从小就跟着父亲干活、打零工的她，不干活时就喜欢跑到学校的后山，看别人上课。和我同龄的丽子比春子幸运一些，她家虽然也是一贫如洗，但赶上了义务教育普及，得以进了学校。丽子是山里少见的独生女——她母亲怀孕时就和她父亲离婚了，母亲娘家人不愿意要女孩，把她扔到自己家旁边的空地上，丽子的奶奶知道后，赶来把她抱了回来。丽子父亲没什么文化，平日里游手好闲，穷得叮当响，守着几间祖辈留下的土坯房，只干些能勉强吃饱饭的活计。丽子有些营养不良，比我们瘦小，班里的同学就给她取了一个“喋喋妹（方言，小矮人） ”的外号。不论如何，女孩子上学是没用的——在山里人的眼中，把女孩养大了嫁出去、彩礼钱收回来，就够了。第二年，我们全都升入了一年级，学校发了新课本，还特意告诉家长：义务教育不需要交学费、书本费，年幼的孩子力气小，干不了什么农活，把孩子送到学校管教，对家长来说也是个省心的选择——这也终于让班里的大部分同学得以继续上学。校长也用同样的一番话劝动了春子的父亲。就这样， 13岁的春子成了我们的同学。开学第一天，春子独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佝偻着背，脏兮兮的头发扎成个小马尾，穿着一件黑色的男士短袖衫，一条略短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那时最流行的“水晶凉鞋（透明的塑料凉鞋，价格便宜，坏了可以自己用火修补）”——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往后几年里，她一直是这副打扮。同学们看到她，都停住了脚步，在门口探个头或趴在窗户玻璃上偷偷打望两眼。春子似乎也能感受到大家的目光，一直咬紧嘴唇，两只手绞在一起。直到小安老师进来，对我们说：“春子同学以后就是我们班的一员，大家要好好相处。 ”班里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时不时回头望两眼，见春子一抬头，又立刻做贼心虚一般转过身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大家对她的不欢迎，更多是源于一种害怕——她是“野人” ，是“大人” ，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玩游戏时不会带上她，放学更不会和她一起。为了孤立她，大家想尽了办法。可春子并不理会我们，她不是坐在最后一排默默看书，就是一个人站在走廊看我们玩游戏。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在小安老师的极力劝说，终于开始有同学和春子主动说话了。大概孩子们的心思也很简单，有人说， “春子好像不是野人，她家就在学校下面那条路往前走一点的地方”；也有人说， “我见过她爸，和她好像”；还有人补充， “她还蛮好玩的，不凶我们” 。就这样，春子终于不是班里的异类了。而我与春子友谊的开始，还要再往后一年。2二年级下半学期，小安老师接连好几次都没收到春子的作业。他终于生气了，在教室里把春子叫起来问：“为什么要把作业带到学校写？”个头已经和小安老师差不多高的春子低着头，就一直不说话。小安老师又问：“在家不可以写作业吗？”所有人都看着春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春子才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家里没有桌子，放学还要干活……”包括小安老师在内，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答案——是啊，在她父亲眼里，帮家里分担压力才是她的首要任务。小安老师让她坐了下来，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的作业可以晚一点交。 ”又问：“你们还有谁家里没有桌子？举手。 ”班里没有人举手，我想我家里那张用了几十年的饭桌，应该算是“桌子”的。因为这件事，班里几位调皮的同学开始讨论起谁家里的条件最差。那几年，周边几个村子贫富差距不大，最富裕的人家不过就是住进了水泥房，日常有电器用；最穷的还窝在土坯房里烧着柴火。当时我对“贫穷”并没有什么概念，直到听到有人说：“她家厨房黑漆漆的，烧柴火，所以她才那么黑。你看，她还背着她姐姐的旧书包……”又有人补充得更加详细：“厨房是土墙，四面都黑黑的，桌子也黑黑的。她爷爷没裤子穿，总是穿四角短裤，还走出去玩……她妈妈也跑了……”紧接着就是肆无忌惮的笑声。没错，他们说的就是我家。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他们完全不忌讳我就在旁边，一直大声讨论着。我愣在走廊上，丽子站在教室的后门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忽然，原本坐在教室里的春子冲了出来，对着那几个男生开口就骂，男生们一哄而散，春子便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不要理他们，随便他们怎么讲。 ”我点头——当然，我也只能随便他们怎么讲，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事实。这件事情之后，我、丽子和春子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没有妈妈的女孩，也是班里最穷的孩子。我们开始轮流到其他两个人家里玩。最先去的是丽子家，她家也是土坯房，厨房里放着一张圆桌，锅里是当地常见的白米粥。丽子的奶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拿出碗来招待我们。就着简单的酸菜，我喝了一碗粥，春子拘谨得也只喝了一碗，丽子的奶奶看着春子，说：“你这么大个人，多吃一碗才够。 ”春子绞着手指，摇头说：“我不吃了，我吃饱了。 ”离开丽子家后，丽子问春子：“我奶奶人很好的，你干嘛不多吃一碗？”春子不说话，走在了我们两个前面。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春子在村里受到的歧视远比学校多，所以面对丽子奶奶这样的同村人，会更加紧张。我们又去了春子家，屋内的摆设简单到不可思议：两间土坯房里，一间房里摆着两张床，床头紧紧挨着，春子说：“我睡这边这张，我爸和我弟睡那头那张。 ”另一个房间是客厅兼厨房，虽是这么说，其实房间里什么也没有，连烧火的土灶也没有，地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黑坑，里面有些柴火的碎屑，上面放着一个铁锅。“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用这个煮饭煮菜。 ”春子说。最后一站是我家。奶奶也让我拿碗给她们吃粥，配早上的剩菜。奶奶一直念叨着，让我们三个都好好读书，早日自立，不再过贫穷的生活。等她俩走了之后，奶奶还说个不停：“春子这么大个人了还跟你们一起读书，丽子又那么小个，可怜啊……”如今想来，除了贫富程度相当和都有一个游手好闲的父亲以外，我家和春子、丽子家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姑姑、伯伯都已离开农村去县城和镇上“领工资”了。奶奶那时候总是对我说，那些努力读书走出去的人，总是比留在山里的人过得好。后来有年暑假，奶奶还专门把我带去了姑姑和大伯的家里，让县城里不一样的景象在我心里深深扎了根。也就是在这一两年里，学校把一间小教室改成了图书室。图书室平时都牢牢地锁着，小安老师每周会从里面拿出十几本书，大多是童话、寓言故事、科普书，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书，常常对着书本里一张北京的插图发呆，想象着首都是什么样子——就连小安老师也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太多。那时候，小安老师写过一句话给我：人生实难，出身也没有公平可言，承受眼前的困苦，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虽然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可他的话就像种子，已在我的心里伺机发芽。3三年级时，班里来了一位转学生黄佳佳，是从外面的镇上回来的。她总是一个人看书，从来不参与我们的游戏。没想到的是，她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却成了春子辍学的导火索。那一年，学校里来了一队卖《四库全书》的人。厚厚的一本书，绿色的硬质纸壳封皮，售价40元，对于当时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相当于一个月买肉的钱了。小安老师说：“书的确值得买，你们可以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明天来学校再告诉我。 ”经不住孩子们的苦苦哀求，即便情况如我家这样，奶奶也拿出钱让我买书了。第二天到学校，班里只有丽子和春子两个人沉默着。大家知道她们拿不出钱，也不好意思当着她们的面讨论，只有黄佳佳搞不清楚状况，说：“只有她们俩不买书，会不会偷偷拿我们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天早上，黄佳佳真的一大早就说自己的书不见了，还把书包砸在桌子上，大喊：“谁偷了我的书？！”没有人回答她，她就在每个人的桌洞翻来翻去，找了一圈也什么都没有发现。她气得大叫：“我记得，班里只有两个人没有买这本书，谁拿了谁自己心里清楚，最好快点还给我，要不然我告诉老师！”还是没人说话。黄佳佳的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而已。那天，小安老师没有像之前一样上课，而是让我们“反思”：如果谁拿了黄佳佳的书，就想清楚为什么要拿、拿了后不后悔。如果谁知情不报，就反思自己为什么要袒护那个人。最后，所有人都必须把“反思”写在纸上，交给老师。随后，丽子和春子都被叫到了办公室。先回来的是丽子，一回来就趴在书桌上边哭边说：“我没有偷书，我不是小偷。 ”不一会儿，春子也回来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在自己的书桌洞里翻找着什么，最后，她把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掏出来，抱在一起走出了教室。她没有书包，走着走着笔就掉在走廊上，我追上去捡起来想还给她，可是她好像没有听到我在叫她一样。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男士短袖，许多地方都磨破了，她的个头又长了，衣服下面露出来一点儿肚皮，裤脚下面也露出脚踝以上一大截小腿。春子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小安老师后来去过她家好几次，都没有把她劝回来。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本《四库全书》的讨论都没有停止，有人说看到丽子拿着一本书在偷偷地看；又有人说那是春子拿着在偷偷看，放在她家旁边的空地上，放学后有其他年级的同学看到了；还有人说，黄佳佳根本没有丢书，是她把书忘在家里了。我们升到四年级时，小安老师调离了。学校拆掉了第一排土坯房教室，建起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小楼一分为二，左边作为食堂，承包给了丽子的大伯，右边计划做学生宿舍，没有立即开放。除了几个家在本村和附近村子的同学，平时我们基本都是早上自己带饭到学校。饭菜实在说不上好吃，冬天，饭菜冻得跟冰块一样，到了夏天，打开饭盒就能闻到一股不新鲜的气味。学校早有意改善学生们的午餐条件，这一年“免费午餐”政策出台，食堂终于开起来了。丽子的大伯把食堂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餐厅，一边是小卖部。课间经常有学生跑到小卖部买上几毛钱的小零食，老板娘总是用一个有锁的木箱子收钱找钱。学校给每位学生家长发了250块钱，算是一学期的午餐费。我父亲以“天”为单位给我钱，让我去学校食堂买午饭。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享用这笔餐费——一些家比较近的同学，还是会被勒令继续回家吃饭，因为更省钱。这一年，班里又来了一位转学生文梅，她皮肤很白，留着一头黑色的长直发，是学校里的第一个住校生。文梅的姓氏在本地并不多见，听说她老家在一个还没有通三级公路的村子，从村里走到最近的公路就需要几个小时。包括文梅的父母在内，他们村里能走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前一年村里的小学也被撤掉了，文梅只好转到了青山小学。学校从教师宿舍隔出来一间小房给文梅做宿舍，她家里人送来锅和碗筷，放学后，她便到附近找柴火给自己生火做饭。一段时间后，我和文梅混熟了，早上步行到学校的路上时若看到合适做柴火的木头、树枝，也会顺手拾给她。有天文梅邀请我：“中午吃饭后你去哪里玩？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板厂扎柴火？”她说的“板厂”是学校附近一个小木材加工厂，经常会有废弃的木材丢出来，被附近的居民当作柴火扎回家。我答应了。没想到那天拾柴火的时候，我们碰见了春子和丽子——自从春子离开学校，就没再和我们说过话了，仿佛是在故意躲着以前的同学，从来没再进过学校里。春子力气足，几下就把木柴捆好了，文梅很感激，对她说了好几句“谢谢你” 。春子依旧不爱说话，点点头算是应了。自那之后，我们几个又常常聚在一起了。最常去的是丽子家和文梅的宿舍。一来二去，我们决定给“捆柴火之交”一个名分，便找了个时间，到学校后面的空地上对着天空跪下来，许下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春子年龄最大，是老大，文梅老二，我是老三，丽子年龄和个子都最小，便是老四。4没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成了我们四姐妹人生的分水岭。一天我刚到学校，同班的女同学忽然兴奋地凑过来：“你听讲没？有警察来我们学校了，食堂（小卖部）被偷了！”我吃了一惊，没等我询问，同学又开始讲起详细情况：“食堂卖零食那边都被人偷光了。还有装钱的箱子，也被人撬开了。不过听讲大门是锁着的，没有被撬，你讲奇怪不奇怪？”小村子里这样的事鲜有发生，很快又有人跟我分享最新进展：“听讲是学生做的，偷的都是吃的和钱。而且很可能是本村的，还有住校那个文梅。 ”我吓坏了——那一天丽子和文梅的确没有来上课。放学后我跑去找文梅，却发现宿舍的门紧紧锁着，丽子家也是大门紧闭，春子更是找不到人。第二天，真相出来了——偷钱的人，真的是丽子、春子和文梅。丽子从她大伯那里偷来了钥匙，春子和文梅则是帮凶。零食大部分都被她们仨当场吃了，剩下来的则藏了起来；箱子里的零钱被三人平分后，还没来得及花出去。丽子的动机很简单：家里没钱让她买零食，大伯也不允许她吃，可是周围的同学都在吃。春子和文梅的情况也差不多，三人便一拍即合。文梅在事发后便离开了学校，丽子因为她大伯的关系，又回到了学校。这件事之后没多久，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和她们道别，就转学走了。那时候县里小学刚开了“民族班” ，从各个乡下小学录取成绩优秀的学生，我被选中了。在县城的小学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和多媒体授课，有了英语课和音乐课，还能去图书馆借书了，身边的同学们是和山里孩子完全不同的县城孩子，他们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开朗，还各有特长，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温柔得多。我回村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再往后，我升入县里的初中、市里的高中。时过境迁，我曾经几次寻找她们，最终能联系到始终只有丽子一人，可她说什么都不肯见我，隔着门只让我走——初二那年，全家唯一支持丽子上学的奶奶不幸意外去世，她便在那一年退了学。我劝过她至少把初中上完，她只说：“读书没有用的，还不如回来帮我爸做工。 ”2018年暑假，在拒绝了我多次之后，丽子和我终于得以在镇上见了一面。当时她已经是一位母亲，有了一个女儿。我提起自己曾在高二暑假回村时遇到一个很像春子的人，抱着一个孩子，和一个看起来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站在路边，身上的衣衫还是破破烂烂。丽子说，春子很早就嫁人了， “她被她爸强奸，肚子都大了。她爸就让人问‘光头’要不要，光头30多岁了娶不到老婆，怎么会不要？光头带春子去医院打了胎。听讲她现在也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光头曾是附近出了名的光棍，家里也只比起春子家条件好些，有口饱饭吃而已。我又问到文梅的情况，丽子告诉我，她也结婚了，孩子在老家给老人带，自己和丈夫在广东打工。又过了一年，丽子离婚了，女儿留给前夫，又重新嫁了人。后来我常想：100多年前，祖辈为了躲避战争从平原逃进了大山。如今，逃出大山则成了我们与命运的战争——很显然，上学读书是我们胜利的唯一捷径，只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这条捷径上走到最后。身为一个幸存者，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她们做些什么。编辑：沈燕妮题图：《崭新的生活》剧照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