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挣扎：戊戌变法如一闪萤光

一、末世皇帝很努力1898年，是中国旧历戊戌年。是年5月，具有一定进步思想、一开始对维新运动表示过支持、后来却坚决反对变法的、洋务派皇家实权人物奕訢先生逝世。奕訢奇怪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可证：所谓的维新运动，在清廷高层的实质，始终就是满汉、帝后之间的权力利益之争。这种争斗态势，清廷权要明白；维新派上层官僚明白；自幼精研国学和文史政哲的康有为更明白。而可惜的是，懦弱的大清皇帝光绪，却一时糊涂一时明白。不客气地说，他连自己是怎么坐上龙椅，都稀里糊涂。1875年，四岁的光绪帝登基。这桩大典的操办，全拜他姨妈兼四婶的慈禧、与六伯父奕訢一手所赐。光绪之后34年的人生，几乎充满六伯父奕訢和四婶兼姨妈慈禧的训骂与斥责。除此二人之外，还曾有一位叫光绪帝从内心深处依恋的准亲人，就是他的老师翁同龢。光绪做为大清国皇帝，当建立了国家这个概念、并为之感到万分羞耻的时候，心中应该又依恋过一位如同亲人般的准臣子，他就是曾向自己七次上书、对大清国命运充满激情和担忧的南海圣人康有为。之前，当光绪在报纸上看到康有为们宣传维新变法的大作之后，这位承载四万万生灵希冀的大清皇帝，被这帮举子的爱国热情感动得涕泪奔涌。光绪跑到爱氏家庙跪下，当着十位祖宗的牌位起咒发誓：绝不做亡国之君。或许，光绪的表现，也为他名义上的母亲、即姨妈慈禧太后带来由衷的慰藉。光绪迫不及待，曾几次传谕，召见康有为，但都遭到六伯父奕訢的反对和阻拦。那头，康有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被召见。现在奕訢死了，翁同龢主持军机处事务。康有为认为：这是实行变法的良机，遂即催促翁同龢，提请光绪帝赶紧行动。光绪帝采纳了两位亲人的建议，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接着，光绪在6月16日破格召见康有为，授予从四品：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他专折奏事。7月3日，光绪又破格召见梁启超问话，封六品卿。 9月5日，光绪又封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处章京，授四品卿，加紧推行变法。需要说明的是：刘光第和杨锐，是张之洞的洋务新派人士；林旭，是荣禄军方亲信。变法期间，光绪还接见了北洋集团军方新秀袁世凯，并口许以兵部侍郎要职，希望他支持变法。等等。二、戊戌变法的实质从戊戌变法颁布的政策观照，经济和文化方面，基本是当下清廷已经在全国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事项；唯一可圈点之处：就是改革科举、废除八股、裁减冗员。政治和军事方面，也都是洋务派已经实践三十多年的事务：唯一可圈点之处，还是裁汰冗员。而裁汰冗员、废除八股，无疑又把许多官僚既得利益分子和社会知识分子，推向变法的对立面。看见了吧：如此变法，几乎毫无社会基础可言，能成功才怪。并且早已埋下权力争斗的隐患与祸根。但也无可奈何。中国历史，从晚唐柳宗元们的永贞革新，到北宋末期王安石变法，再到明朝中期后七子的文化改革，一直到这次戊戌变法，都是这样进行。这无异于拿清廷的命运开玩笑；而其实这种历史玩笑，一直在不停地轮回着。其实谁也不能怪：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破格召见，除了君臣之间互诉衷肠之外，几乎再无别的实质性内容。他们什么也没有谈成。康有为做为维新运动的总代表，似乎把之前草案和宣言倡导的宪政、议政等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康有为被许多维新人士敌视、并怀疑他的志虑和动机有问题。事实上，也不能埋怨康有为。朝廷实行变法，光绪皇帝根本就没有充足的权力和底气。而一旦涉及变法，势必会演变为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权力争斗。从光绪颁布变法诏算起103天之后，久经大清政坛风雨的慈禧太后，她几乎不用皱眉就做出决定：通缉康梁、斩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慈禧太后迅速、果断地结束这场、实质是为了权力之争的变法闹剧。之所以要掉杀刘光第和林旭等人，等于给天下人和张之洞、荣禄等军政大员说：好好搞洋务运动吧，别再闹什么维新；老娘我还活着。接着，慈禧又迅速处置一些维新派的激进官员，但却赦免了严复。她把为光绪成人而付出毕生心血的翁同龢，罢官并送回原籍。据说，王国维之前的这位末世帝师，除了几箱书籍，他连回乡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朝中几个学生暗中帮助给予解决。着实可敬可叹。如果只以政变结局而论，慈禧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敬的女政治家。她总是把政变之后的血腥灾难，压缩到最低程度。并且，慈禧弄权从前至后，也从来不向知识分子和非主谋分子开刀问罪。仅此而论，当时封建末世的中国社会，的确呈现出一幅别样的新意。三、戊戌变法的后果历来的所谓史家，总习惯于把变法的失败归于袁世凯的变节或失信。就此我斗胆转呈一句：别说一个袁世凯，即使加上荣禄也未必成功，只能败得更惨。溯观中国皇家变法史：变法的实质，都是庶族向皇家和官僚两大既得利益集团要求让利分权。而以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观照，清廷腐败落后的各种制度，已无能力适应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局势。变法改革，的确是所谓的历史必然。但变法究竟谁变谁的法，更须要仔细惦量。骆宾王早在千年之前曾替大唐李氏纳喊：试看今日之域中，竞是谁家之天下。结果，事实证明天下却是武家的。闲言少叙。因此对于戊戌变法的结局，我只能也只好以文学笔调略怀激情地述说。或许，当康有为终于见到光绪这位懦弱、无能、无权而又壮志难酬的中国皇帝，在知遇之恩的感召下，把维新运动刻意策划成为一场夺权运动，也未可知。或许，康有为早就从探访过的京城官员口中有意无意间得知：这位拥有四万万之众的中国大清皇帝，除了一腔因曾被压抑而突然爆发的叛逆热情之外，他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拟或权谋，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康有为后来的所有努力，或许真的只想为了推动这个除了维新变法，也的确无路可走的泱泱大国向前慢跑。或许谭嗣同也早就看透了一切。所以，他放弃逃生的机会，而去留肝胆两昆仑。总之，中国皇家史、尤其是中国皇家变法史，永远是如此的结局和特色：令看客疑惑重重，令后世捶膝而叹。更令人叹息与惊诧的是：朝廷斩杀戊戌六君子的时候，果然如鲁迅先生后来所断：沿途及刑场，依然布满喜欢观看杀人热闹的中国人民和所谓爱国者。他们把臭鸡蛋和烂菜叶，纷纷砸向谭嗣同等六个“乱臣贼子”的头上，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忠孝之心。虽然烂得如此无药可救，但历史的洪流终究无法阻挡。不可争议的是：历时四年的维新运动，为之后的社会变革的中国革命运动，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戊戌变法的不幸结局，告诉中国有志于改革的进步之士：如果想进步、还不想流血，那就千万别再说假话，扎扎实实地先从开民智做起。后来的梁启超大概如是说。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