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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文原题：席勒｜最高的愚蠢与最高的知性，都仅仅寻求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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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古典文学和古典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 ，死后与歌德合葬。
席勒与歌德的合作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十年，他的《欢乐颂》被贝多芬谱为《第九交响曲》四海传唱，他以美学为依托思考了人性的完善、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改良。席勒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从蔡元培到郭沫若，从鲁迅到田汉，从王国维到朱光潜、宗白华，无不推崇他的思想成就、受到他的直接影响。
今天【荐读】选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六封信，以及木心《文学回忆录》中谈席勒的一部分章节。
文艺学
木心《文学回忆录》
【外观|席勒｜最高的愚蠢与最高的知性，都仅仅寻求实在】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父为军医。席勒初进军医学校，后学法律。性情寡合，漂游，一生做过军医、编辑、剧场经理、历史教授。在与歌德见面之前，双方都不以为然。初见，话不投机，后来见面，渐渐谈拢，谈了几天几夜。
据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见面，谈了四天四夜。这很幸福。初不以为然，终以为然：友谊也是有顿悟的。我们读书可惜不能面见作者。现实中遇到知音，多幸福！
席勒的主要作品是剧本。当时剧本中的对话，以诗成文。纯诗他也写。特点：技法精明，情节动人。他是个“热情家” ，不是热在儿女情长，而热在自由、斗争。
第一个剧本是《强盗》（Die R?uber），首演即获成功。其他代表作如《华伦斯坦三部曲》（Wallenstein）, 《奥尔良的女郎》（Die Jungfrau von Orleans），写贞德。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他最后最大的作品，取材瑞士民间半真实半传说的英雄故事。歌德与席勒谈到他想为威廉·退尔写一部史诗，迟迟不成。席勒说：我来写吧。结果得了大成功。剧中以阿尔卑斯山作背景，为国献身的英雄引吭高歌，牧人和樵夫齐声伴唱，旭日，黎明，胜利的消息……反正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最爱看这种戏。
席勒的叙事诗也写得好。与歌德合出诗集。
他身体差，精神旺，最后边吐血边写作。我专题写过一篇席勒死前的痛苦，写精神强、肉体弱的悲剧：
他知道飞去哪里，但羽毛散落了，从云间跌下来。
我们都要注意身体。灵魂是演奏家，身体是乐器。身体好，才能公正、全面地思考问题。
世上有几对伟大的朋友，席勒与歌德是模范，至死不渝。每年元旦，两人都要写信祝贺， 1805年，歌德无意中写上“最后的一年” ，惊觉不对，换了纸重写，又出现“我们二人中，总有一个是最后之年” 。
席勒终于是年死。
歌德平时喜怒勿形色，唯得知席勒死讯，双手掩面如女子般哭泣，后来说：“我一半的生命死去了。 ”
这等友谊哪里去找啊。我苦苦追寻不得，只剩一句俏皮话：“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那么我一个人也可以了。 ”
寿四十六岁。通常铜像都独自站，歌德、席勒的铜像在一起。你们以后去魏玛，好好看看。
文艺学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第二十六封信
只有心灵的审美心境才产生出自由，所以不难看出，审美心境不可能来源于自由，因而也不可能有道德的起源。审美心境必定是自然的赠品，只有偶然的恩惠才能够打开自然状态的束缚，引导野蛮人走向美。分页标题
在贫瘠的自然剥夺了人的一切快乐的地方，在奢侈的自然解除了人的一切固有的紧张努力的地方——在迟钝的感性感觉不到任何需求的地方，在强烈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地方，美的幼芽都同样很少得到发展。在人作为穴居人躲在洞穴里，永远是孤独的，在自身之外从来没有找到过人性的地方，美的幼芽得不到发展，就是在人成群结队地过着游牧生活，永远只是充数，在自身之内从来没有找到过人性的地方，美的幼芽也得不到发展——唯有在人安静地在自己的茅屋里同自己交谈，一旦走出茅屋就同整个族类交谈的地方，美的可爱的蓓蕾才会开放。因为，只有在轻松的以太流使感官向任何轻微的触动敞开，强烈的温暖使丰富的质料具有生气的地方——只有在盲目的质料王国已经在无生命的创造中崩溃，胜利的形式甚至使最卑微的自然也变得高尚的地方——那里在欢乐的环境和幸运的区域中，只有活动导致享受，也只有享受导致活动，从生命本身之中流涌出神圣的秩序，从秩序的法则中也只能发展出生命来——只有在想象力永远逃离现实，然而又决不脱离自然的质朴而产生迷误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感性和精神，接受能力和造形能力才会幸运地均衡发展，这种幸运的均衡就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
是什么现象宣告野蛮人进入人性的呢？不论我们对历史探究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生活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
最高的愚蠢与最高的知性彼此之间有某种亲和力，即两者都仅仅寻求实在，并对纯粹的外观都完全无动于衷。只有通过对象在感觉中的直接出现，前者才会打破它的静态，只有通过把它的概念重新带回到经验的事实上，后者才会进入静态；总而言之，愚蠢不能升高到现实之上，而知性不能在真理之下停止不动。因此，只要对实在的需要与对现实事物的依赖仅仅是缺乏的后果，那么对实在的冷漠与对外观的兴趣就是人性的真正扩展和走向文化的决定性步骤。首先，这证明了一种外在的自由，因为只要强制在主宰，需要在逼迫，想象力就被牢固的枷锁束缚在现实的事物上；只有当需要得到满足时，想象力才会发挥出它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能力。而且，这也证明了一种内在的自由，因为这使我们看到一种力量，它不依赖外在的质料而靠自己本身就可运动起来，并具有足够的能量抵挡进逼的质料。事物的实在性是（事物）自己的作品，事物的外观是人的作品；一个欣赏外观的人，已经不再以他所接受的东西为快乐，而是以他所创造的东西为快乐。
不言而喻，这里所谈的是审美外观，它与现实和真理是有区别的，这里所谈的不是逻辑的外观，它与现实和真理是相混淆的——因此，人们喜爱审美外观，是因为它是外观，不是因为它是某种更好的东西。只有审美外观才是游戏，而逻辑外观只是欺骗。承认第一种外观有某种价值，这决不会损害真理，因为决不存在用审美外观冒充真理的危险，而冒充真理是唯一能够损害真理的方式；鄙视审美外观，也就是根本鄙视一切美的艺术，因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然而，有时知性在追求实在中竟会达到那样一种不能容忍的地步，以致仅仅因为美的艺术是外观，就对全部美的外观的艺术作出轻蔑的判断；不过，只有在知性想到了上述（最高的愚蠢与最高的知性彼此之间的）亲和力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关于美的外观的必然界限，我将来还会再次进行专门论述。
由于自然给人配备了两种感官，而这两种感官使人仅仅通过外观就能认识到现实的东西，因而自然本身也就使人由实在上升到外观。在眼睛和耳朵里，进逼的质料已经从感官中排除了，对象也离开了我们，这个对象在动物性感官中我们是要直接触动的。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与我们感觉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知性跳越过光线而达到对象。触觉的对象是我们所承受的一种强制力，眼睛和耳朵的对象则是我们所创造的一种形式。只要人还是一个野蛮人，他就只靠触觉感官来享受，而外观的感官在这个时期仅仅是为触觉感官服务的。这时，人不是完全没有提高到视觉，就是视觉不能使他得到满足。只要人一开始用眼睛来享受，而且视觉对于他来说取得了独立的价值，那他也就一定在审美上是自由的，游戏冲动也就一定展开了。分页标题
以外观为快乐的游戏冲动一发生，模仿的造形冲动就随之而来，这种冲动把外观作为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来对待。只要人某一个时候能够把外观与现实、形式与物体区别开来，那么他也就能够把它们与他隔离开来；因为当他把它们区别开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们与他隔离开来了。因此，模仿艺术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与形式的能力一起存在的。对形式的追求是以另外一种禀赋为基础的，这里我就无须赘述了。审美的艺术冲动应该发展得早还是晚，只取决于人留恋于纯粹外观所怀有的那种爱的程度。
因为一切现实的存在都起源于作为异己力量的自然，而一切外观都起源于作为表象着的主体的人，所以，当人从本质之中取回外观并按照自己的法则来处置外观时，他只不过是在使用他的绝对所有权罢了。人能够运用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把自然分开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只要他能对此进行综合思考；他也能够把自然结合起来的东西分开来，只要他能在他的知性中对此进行分解。只要人仅仅注意把他的领域同事物的存在或者自然的领域划分开来的那条边界，那么在这里除了他自己的法则以外，对于他就不可能还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在外观的艺术中，人行使着这种人的支配权，而且他在这里把“我的”和“你的”区分得越严格，把形象与本质分离得越仔细，知道给形象的独立性越多，他就不仅越发扩大了美的王国，而且越发维护了真理的界线；因为他若不能同时使现实脱离外观，他也就不可能使外观从现实中解脱出来。
但是，人仅仅在外观的世界里，想象力的非本质的王国里，才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只有当他在理论上认真地放弃对外观存在的证明，在实践上也不借助外观来给予存在时，他才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由此您可以看出，假如诗人把存在附加给他的理想，或者假如他的目的是借此达到某种存在，那么，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超出他的界限。因为除非他达到下述状况，这两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他超越他的诗人权利，通过理想而触及经验的领域，妄自用纯粹的可能性去规定现实的存在，或者他放弃他的诗人权利，让经验触及理想的领域，把可能性限制在现实性的条件之内。
只要外观是坦诚的（公开放弃对实在的一切要求），而且只要它是自主的（不需要实在的任何帮助），外观就是审美的。一旦外观是虚假的，并伪装成实在，一旦它是不纯粹的，并需要实在的帮助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外观就只不过是达到质料目的的一个低劣工具，并且丝毫证明不了精神的自由。此外，只要我们在判断那种我们从中发现美的外观的对象时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实在性，那么，这种对象就完全不必没有实在性；因为一考虑这种实在性，判断就不是审美的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的美当然会使我们同样喜欢，而且甚至会比一个同样是美的、但仅仅是画出来的女性更使我们喜欢；但是，只要我们比喜欢画出来的女性更喜欢活生生的女性，那么这个活的女性就不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外观使我们喜欢，不再是使纯粹的审美情感感到喜欢，因为即使活生生的东西也只有作为现象、即使现实的东西也只有作为观念才可能使纯粹的审美情感感到喜欢。但是，要在活生生的东西之中也只感觉到纯粹的外观，比起使生命不具有外观来，所要求的美的文化修养水平不知要高多少。
不论在哪个个人身上或者整个民族那里，人们只要找得到坦诚的和自主的外观，也就可以推断出那里有精神和审美趣味以及任何与此同源的优点——在那里，人们将会看到支配现实生活的理想，看到荣誉战胜财产，思想战胜享乐，不朽的梦想战胜存在。在那里，公众的呼声是唯一令人畏惧的东西，橄榄花环比紫色锦袍更受尊敬。只有软弱无力和乖戾反常才把虚假的和贫乏的外观当做它们的避难所；而且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只要他们或者“通过外观来帮助实在，或者通过实在来帮助（审美的）外观”——两者很喜欢结合在一起——就同时证明了他们道德上的无价值和他们审美上的无能力。分页标题
“外观在道德世界中可以有多大的范围？”对这个问题，简短扼要的回答就是：只要它是审美的外观，这就是说，外观既不想代替实在，也无须被实在所代替。审美的外观绝对不会危及道德的真理，如果人们在什么地方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么在那里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指出，那里的外观不是审美的。例如，只有不熟悉美的交际的人，才会把普通形式的礼貌的承诺当做个人友情的标志来接受，而当他失望的时候，他又会抱怨那是虚伪。但是，只有对美的交际一窍不通的人，才会为了礼貌而求助虚伪，为了讨人喜欢而求助于阿谀奉承。前者还缺乏对独立自主的外观的理解，因而他只能通过真理赋予外观以意义；而后者则缺乏实在性，他很想用外观来补偿实在性。
最寻常的莫过于听到当代某些平庸的批评家抱怨说，一切坚实可靠都从世界上消失了，为了外观而忽略了本质。虽然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责任面对这种指摘而为当代辩护，但是，从这些严厉的道德法官们所提出的控告的广泛范围就足以表明，他们责怪当代并不仅仅是因为虚假的外观，而是也因为坦诚的外观；甚至于他们也许是为了优待美而作出的例外，与其说是针对独立自主的外观，倒不如说是针对贫乏的外观的。他们不仅仅攻击那些掩盖真理和妄自代替现实的欺骗性的粉饰，他们也激烈反对那种填补空虚和遮盖贫乏的有益的外观——他们也激烈反对那种使普通现实高尚化的理想的外观。道德习俗的虚伪理所当然地会伤害道德习俗的严格真实感；只是很遗憾，他们把礼貌也算作虚伪。外表的浮华装饰常常会使真正的功绩暗淡无光，这当然使他们不高兴；但是，要求功绩也具有外观，使内在的意蕴能够具有令人喜欢的形式，这也同样使他们恼怒。他们怀念昔日的诚恳、坚实和可靠，但是他们也想看到原始道德习俗的稚拙和粗野、古老形式的笨重以及早期哥特式的浮夸再流行起来。他们通过这类判断对质料本身表示敬重，而这种敬重与人性是不相称的，相反，只有在质料能够接受形象和扩大观念王国的情况下，人类才会重视质料。因此，只要当代的审美趣味能在另外一级更好的法庭前经得住考验，它就无须多听这些意见。一个十分严厉的美的审判官也可能指责我们，不过他指责我们的，不是我们重视了审美外观（这一点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而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外观，我们还没有充分地把存在与现象区分开来，并使这两者的界限由此而永远固定下来。只要我们不渴求活生生的自然之美就不可能享受它，只要我们不追问目的就不可能欣赏模仿艺术之美———只要我们还不承认想象力有它自己绝对的立法权，并通过我们对它的作品的尊敬来显示它的尊严，那么，我们就理应受到这种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