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惜|秦朝"老祖宗"留下的令制，为何直到"叛逆期"魏晋才出现大变革？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代，上承秦汉下启南北朝到隋唐。不仅是第一个大一统时代的结束，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开启。在魏晋时期不仅有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战役、风云变化的社会形势、群星璀璨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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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魏晋的令制也出现了一个相对于以往时期的巨大变革。虽然该阶段的令制变革相对不被人熟知，也因为长期的战乱和变故而大多失轶，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通过某些文献资料和典籍之中仍能浮光掠影的看到只鳞片羽，感受到当时社会的沿革与对于后世变化的影响，更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针对现实情况而进行的施政措施。
一、令制出现前秦汉法律体系的“律令时代”
1、秦汉时期长期积累、整理形成的律令体系
汉承秦制，在西汉建立之后由丞相萧何主持，曹参、叔孙通等人共同参与，对秦制进行了整理、删改和补充后制定了汉律，以此来作为治理国力的根本依据。
但是在处理具体事务和诉讼案件时这些律法很难真正全面的成为依据准则，所以在两汉的具体行政过程中不断的累积针对具体事务所做出的诏令，以作为司法或者行政过程中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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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时曾下过“命为制、令为诏”的规定，《汉书》中也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记载，也就是说皇帝本人或者被委任的大臣参与制订的命令都被视作律法。之前被保留的前代命令就是“律” ，可以作为准则；
当时出台的新诏令则以“令”的形式执行，也需要考察具体效果。经过不断的补充和整理，最终形成了当世的律令体系。
2、律令体系在东汉末年已经崩坏
可想而知，这种长期累积而形成的律令体系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得过于臃肿。事实上到了东汉晚期，当时的法律体系也的确是这种状况。经过长期的积累，东汉晚期的律令相当繁杂，且相互抵触的地方也层出不穷。
当时用于储存律令的中书台“累世案牍，莫可盛数” ， “书简之编朽坏而无人察” ，甚至于“郑氏三代按司法不能通阅其详” 。三代专门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不能将这些律令阅读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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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大量官吏利用司法之中的互相抵触的部分进行不同的案件处理，甚至于“奸吏因援为市，所欲活者附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 ，以行政、司法为工具，大肆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形成了普遍的腐败局面。
而随着东汉统治力的下降和对地方控制力的消失，皇权被彻底的架空之后，秦汉长期形成的律令司法体系更是被彻底的摒弃，也失去了实际存在的必要。
二、令制的出现成为依照形势而推出法令的有效手段
1、令制的前身：魏、蜀、吴创建过程中的“科”
在三国正式形成之前，魏、蜀、吴三国都经历了长期的地方割据和军阀兼并，这其中的政治、军事过程向来被后人传颂。可是在三国建立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治理准则却相对被忽视。
实际上，针对东汉末年时律令失效的现状，三国都不同程度的制定和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方针，而这种法律形式的准则，因为当时三方都不是以皇帝的形式发布，故而采用了在“令”和“诏”之下专门以官员身份颁布法令的“科”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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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使用“科”的是曹操。他提出“夫刑，百姓之命也”的说法，认为法是百姓行为的准则。在建立魏的过程中，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曹操以司空府、丞相府、魏府的名义，多次组织人员制定、出台了众多以科为名的法条，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甲子科》。分页标题
既保证了长期军事行动的维持，又为推行的“屯田”、“求贤”等政策做出了法律方面的解释。
蜀汉和东吴的科虽然大多已经在战火和离乱中失轶，但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例如刘备进入巴蜀后由诸葛亮、法正、李严、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参与制订了《蜀科》，详细的分列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目。东吴也在《汉律》的基础上制订了《吴科》。
魏蜀吴三方在制订科式的地方法律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出“汉失于宽” ，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管理百姓。
2、魏晋令制在乱世中正式产生并形成圭臬
以曹丕“篡汉受禅”为标志，三国时代开始。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管理的需要，曹魏率先制订了《魏律》作为律法的基础。随后蜀汉和东吴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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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乱世的环境下社会、经济、军事等形势经常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随着士族的进一步崛起，现实情况的变化更是巨大。为了保证自身律法对于现实情况能够有准确的把握和执行力，三国中都多次修改律法，并以“令”的形式对律法进行修改和删增，进而最终形成了令制体系。
以魏国为例，从建国后不久就推出《九品官正法》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其后又多次以“令”的形式直接对律法进行修改，这都是以往时候所没有出现过的。
魏明帝时更是直接下诏陈群等人编纂了《新律》十八篇、地方《州郡令》四十余篇和《军中令》、《尚书令》百余篇。从此以后，律成为了法令的准则，而令成为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办法和依据，秦汉时律令繁杂的局面彻底被颠覆了。
晋朝建立后，更是在《新律》和各令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将《晋律》以下详细的分列出令、格、式，真正的形成了以律为主干、令为分支的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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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
使得具体处理事务和案件时可以快速准确的找到具体条例和执行办法，再也不会出现东汉末年那种“法繁不据，案众难考”的情况。以后历代修法都以《晋律》为准则和模板，进行体例和格式上的参照。
三、为何在魏晋时期会出现令制的大变革
1、士族的崛起客观上造成了皇权被制约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主集权被制约的时代，甚至屡屡出现权臣掌握军政大权彻底架空君主的情况。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作为主要官员来源基础的士族在这一时期几乎彻底垄断了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无论从君主为了方便控制空前强大的官员集团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官员群体为了能更好的掌握经济、政治特权来讲，秦汉时的“律令不分”都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君主的诏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不再能仅依靠自身的集权就施加于官员，官员们也不再需要时刻以君主的意愿来处理具体事务。这些因素促使君主和官员都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律法准则来处理具体的事务和划分实际责任，为令制的变革提供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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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情况亟需有效的司法条例进行管理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起，中华的广大地区开始了长期的战乱的动荡不安，进而造成了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加上天灾不断，各地方军阀征战不休，人口数量极度萎缩，基本的农业生产都已经不能得到保证。
各军阀中甚至连军队的粮食都不能解决，袁绍军有以桑葚为食的记载，袁术军靠谷壳维持，更有甚者的是曹操军一度需要用人肉的“肉脯”来维持。
在这种严酷的现实情况下，各地军阀和官员为了维持地方统治和管理，相继采取了“严刑峻法”和管理条例，并出台相关的经济生产恢复政策与人口控制政策。如曹操长期进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将控制的人口变相的进行组织成为类似农奴的制度。分页标题
【刘白惜|秦朝"老祖宗"留下的令制，为何直到"叛逆期"魏晋才出现大变革？】此外对于粮食的管控也需要加强，如刘备在蜀中就制定了不许私自酿酒的命令。这些都是以“科”的名义实行了“令”的效果，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魏晋时期对于令才会如此看重，乃至于形成了令制的大变革，将令制视作治国的根本办法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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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的战争环境下和实践中“令制”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在现实情况下军队是最需要服从命令的群体，而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大多是以军队起家的，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这些统治者都坚信使用令来指挥和部署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
众多的官吏围绕着这些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和政策也大多被统治者以令的名义进行采纳和下达，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保证了效率和执行，更是使得统治者们和属下认同了这种执行方式，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于令的认可程度加深。
晋的建立也是依靠在战争环境下成长、壮大的士族集团为基础的，他们对于令的作用和效果更是有着长期亲临的体会和感受。
在晋建立后对于令的认可促使他们依靠令的形式建立法令，并通过学识与从政、从军经验丰富的官员进行修改和增补，最终编纂了《晋律》，也确立了令在司法体系下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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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魏晋时期的令制对于后世起到了巨大指引和影响作用。无论是紧随其后的南北朝时期各个小朝廷在创建律法时还是在隋唐这种大一统王朝建立制度时，甚至于两宋的众多司法体系都是依照魏晋时形成的令制进行体系参照和编纂的。
可以说在魏晋时期的“律令分流”使得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了对于司法条例的基本法和执行办法的归列，使得法律不再仅是维持君主统治的工具，更具有了对于国家各个方面、阶层都具体进行管理的体系作用。也使得法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有着指引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资料：
《典论》、《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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