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受伤的翅膀依然能飞翔 |小说|莎乐美|徐

_本文原题：受伤的翅膀依然能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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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离世的时候，我正在海南岛仰望星空。那一颗颗熟悉的星星，如此清晰明亮，可以看到我童年时在北京天文馆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所有星星……我在想，我热爱的霍金是哪一颗星呢？他一生都在仰望星空——仰望星空的人，最终一定会成为星星。达·芬奇便是如此，我们看到的小行星3000 ，便是达·芬奇穿越时空向我们走来，带着青铜像般的永恒微笑。
迷恋霍金是从看了奥斯卡获奖片《万物理论》开始的。那部片子引我数度落泪。 2016年4月我应邀参加伦敦书展，书展的间歇，英国Balestier Press出版社社长Tong先生亲自开车拉我去了剑桥，我当时心怀幻想——想在那里偶遇霍金，当然那并非纯粹的幻想，据说，好运气的剑桥人偶尔是会在校园里见到这位坐电动轮椅的奇人的。
当然未遂。但我仍不死心，签了一本当时新出的书《任性的尘埃》，托社长寄给霍金。社长也是学天体物理出身，早年与霍金有过交道。书是插画本，里面四十五幅画均是我的原创。我有意用了中文：送给霍金先生，徐小斌，丙申年4月。
这本书，据说真的到了霍大师的手中——这是我出版的第三十六本书（当然不包括那些再版或者重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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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的写作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处女作发于1981年《北京文学》第二期），三十八年，好恐怖啊！——回望三十八年：风云奇诡，沧海桑田。坚守内心世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尽管我不断地转换风格和进行各种文本实验（也由此失去了不少读者），但有三点似乎是始终坚守的。
一是原创写作。
我属于“自虐型”作者，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苛，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希望每一次都想把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也因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关系。在1985年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1987年写《海火》， 1993年写《迷幻花园》《末日的阳光》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译本。但是却和他们的趣味相合，如果在一个清洁的环境，我一定会成长为他们的模样。我拒绝复制，尽管现在基本就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个高仿真的时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创。
有的西方国家非常尊重原创。用最俗的金钱标准来衡量亦如此。譬如好莱坞像一个大工厂，原创的东西只有A4纸一页，第二道工序是情节，第三道工序是对话，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最值钱的是那张A4纸——简直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原创写作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于我来说，写作的秘密首先当然来源于生活阅历；更重要的是，经常从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获取营养。我的阅读从很小就开始了。阅读的范围很杂，中国的紫薇斗术、奇门遁甲、易经、考古、绘画、话本、西方的哲学、玄学、心理学、占星术、塔罗牌、炼金术甚至博弈论控制论等等都使我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和快感。尤其喜欢追问历史真相。还曾经比较过紫薇斗数与西方占星术，当你找到他们异同之后会有一种发现式的快乐——如霍金说的那种“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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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小说会有一种混沌、多义之美。王家卫四五年拍一部电影，所有的人都不知他在拍什么。包括他的男女一号。最终剪出来，大家却突然惊奇地发现，他用的是每次剪出来不要的边角料。很多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我却恰恰对此拍案叫绝。我不明白文学中的“准确性”指的什么？如果是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那恰恰证明这作品不够高级。真正好的小说就像是那些被剪裁下来的边角料，貌似游离无用，却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高级的美。这是极难拿捏的。如同小说的闲笔，国画的留白，丝绸陈旧的质感，于微妙中可以感知难以传达的美丽。分页标题
很不喜欢那种把神秘与迷信对立的说法。其实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一旦神秘被科学解释了，神秘就成为了科学。但是，科学是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尚未被穷尽的那部分，我们可能称它做神秘。但是也有别一种情况，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现实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现实。爱幻想的孩子爱做梦，我的梦有时像巴洛克艺术般绚丽，有时又充满黑暗与恐怖。各种怪梦组成了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即使是在最苦最累的黑龙江，我也会幻想那些碧蓝碧蓝的水泡子下边住着水妖。水妖滴滴答答披着水母般的披风，生着灰色的脸，鲜艳红唇，碧绿眼睛。我心里关于水妖的形象不知如何来的，肯定不是从小时候看过的童话书里来的，那时的童话书，没有那么鲜艳的颜色。 ——在一个暗夜里，或许可以遇见水妖，那时的我这样想。
【霍金|受伤的翅膀依然能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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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营养的还有电影和绘画，譬如在70年代初万马齐喑的时代，我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朋友那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画册，当时我极为震撼，特别是莫罗的《幽灵出现》，是一个有关莎乐美和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莫罗是那种作品色彩非常绚丽的画家，他生前是个隐士，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基本都是隐士，我自己也一直过着一种隐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来反复看过这幅画，莎乐美穿着一身纱衣，戴金绿色的阿拉伯宝石。画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约翰的头颅，那颗头颅发出异彩。你可以想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看到这样的画是什么感觉。在那之前，我喜欢画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开始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其中有一幅画是《阿波罗死了》，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后就说：“不得了！你赶紧把这幅画收起来。阿波罗是太阳，你怎么能说太阳死了呢？”我现在还记得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双手捧着太阳神的头，天空上的太阳是镂空的，后来这幅画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当时的画主角都是工农兵。但我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梦的孩子，还是内心极度叛逆的孩子。
最想追求的创作手法，是现实和神秘的圆融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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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写作。
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中心工作了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
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简单说，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 1986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亲生孩子，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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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感兴趣的题材。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 ”——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幻想自由飞翔的人。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惟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如果涉及就要真实，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分页标题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前些时我看到两位作家的对话，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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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写作。
很多朋友对我说：“你的小说好读，但是难懂。 ”
的确。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国内已经出第十五版了，但每一版印得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达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1987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演员而费尽心机。在这个玛丽苏或杰克苏的电影时代，我并不看好这部小说的电影命运。
前两年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 ，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80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意外并颇受鼓舞。
最近北大读书会又给我开了个讨论会，都是“90后” ，令我惊奇的是，经过数十年后的年轻人，似乎比我的长辈或者同辈朋友更喜欢我的小说，这对于一个爬格子的人来讲真是太幸运了，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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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之大，如同赫尔曼·黑塞所说“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 ，少年时我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伤得很重。一向绝不自怜，只有寂寞疗伤。终于懂得：人生不要圆满，留个缺口让能量传给他人是很美的一件事。上路，只是为了看到更多的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整个人类文明。
《入戏》后记徐小斌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