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日本经济停滞，为何国民却更加快乐？

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NO.031 日本经济停滞，为何国民却更加快乐？日本从1990年到现在的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在中国，很多人认为罪魁祸首是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真的是这样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余智（2018）教授论证， “《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广场协议》既是合理的，也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余教授说， “尽管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所带来的日元升值，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第一，《广场协议》的签署国，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而英、法、德没有；第二，《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而日本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日本的停滞，主要是由于开始时过分的扩张政策导致股市与楼市泡沫，而后来的强力的紧缩政策刺破泡沫。余教授也指出， “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这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前任Winsemius讲座教授林崇椰的乌龟-飞马-大象论，还没有起飞的国家像乌龟一样低速爬行，起飞后像飞马快速奔腾，发展后像大象一样慢行。除了余教授的上述正确结论，我们还可以补充几点。第一，部分由于日元的升值，使日本人能够以低价购买外国的物品与资产，不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大量增加日本的海外资产的拥有量。第二，日本的经济停滞，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 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果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 ， gross national product,则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一些，因为GDP没有包括日本人在外国的净收入，而由于上述第一点的原因，日本人有很多海外净收入，使日本的GNP大于其GDP 。第三，日本的经济停滞，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是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中国香港地区的平均寿命，比日本的还长一些】。因此，日本人口老化很严重，很多人已经退休，没有工作收入。然而，他们，或负责支付他们的养老金的机构，在本国或海外有相当多的资产，因此，他们生活并没有问题。不需要高速增长，也没有经济问题。第四，在1990年之前，当日本经济是在高速增长的几十年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在国际比较中，是和韩国一起“敬陪末座”的（Cummins 1998）。但是，在经济停滞的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却快速增加到接近平均的水平（Diener 2000），然后又继续增加到超过平均的水平（Leigh & Wolfers 2006）；今年的《世界快乐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上的排名，日本已经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62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讨论，为何日本经济停滞，而人民的快乐水平却增加呢？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岁月，人们工作时间很长，而太长的工作时间会减少快乐，是相当可靠的结论(见如Yamashita 2016, Lee et al. 2020, Noda 2020) 。日本经济停滞之后，平均每个有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每年都显著减少。这应该是人们快乐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太长的工作时间增加疲劳与压力，而这又导致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抽烟、酗酒，以及睡眠不足、闲暇不足等，也减少与家人朋友共处的时间，这些进一步导致疾病与意外的增加，当然大大减少快乐。自我评价的健康水平在每个国家都和快乐水平有强大的正相关（Yamashita 2016 ，第265与270页；Lam & Liu 2014) 。日本工作时间很长，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Ono 2018）。有学者说过， “欧洲人工作为了生活；美国人生活为了工作”（Okulicz-Kozaryn 2011 ，第225页) 。在这方面来说，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比美国还更美国。韩国的工作时间比日本长得更多。睡眠时间则日本和韩国一样是OECD国家中最短的，比最长的法国，每天足足少一个小时。经济停滞后，工作时间的减少，主要原因到底是工作需要的减少，还是人们偏好的改变呢？是不是以前日本人拼命工作，赚很多钱，但快乐水平却不高。后来他们觉悟了，减少工作时间，使快乐增加呢？这是一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课题。除了足够的闲暇时间，闲暇的质量也很重要。对快乐有正关联的闲暇活动包括：读书、听音乐、学有用的技能、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等（Wang & Wong 2011）。日本人民快乐增加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刚才已经提到的人口老化。我们以前的一篇文章，已经讨论了年龄与快乐的关系，说过，如果不考虑最后去世前几年的快乐下降，多数人的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曲线是U形的，儿童时期很快乐，青少年时快乐开始下降，到青中年时期快乐比较低，之后显著增加，尤其是在60岁耳顺之后，增加很多。人口老化（Ziomek 2017），耳顺人口比例增加，有助于平均快乐的提高。还有一个因素，经济停滞，避免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环境破坏，这是否也是日本人民快乐增加的原因呢？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日本的经济停滞，并不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不过，如果真的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那么，经济停滞后，人民快乐反而增加，是否反而不必怪罪日元升值，反而应该感谢日元的升值呢？其实，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或汇率水平，像一个企业的产品的价格一样，订得太高，卖不出去；订得太低，不能弥补成本，多卖多亏本。要增加企业的利润，产品的价格必须适中。同样的，一个国家的币值太高，很难出口，没有足够的外汇来买进口，减少参加国际贸易的利益；币值太低，等于贱卖本国花人力、资源，甚至污染环境而生产出来的货物，也是多出口，多亏本。因此，币值要适中。如果需要贬值，不必害怕贬值；如果有条件升值，也不必害怕升值。我记得以前学生时代时，认为欧美国家币值高，是帝国主义者操控各国币值，使他们能够以低价购买落后国家的东西。现在，反而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等，为了本身的利益，要让中国的币值增值。这不是很有讽刺性吗？我们以前讨论了为何经济发展，人们快乐没有显著增加，这次，我们讨论了为何日本经济停滞，人民快乐反而增加。这些情形，让我们怀疑，用GDP为主要的国家成功指标，是否是过时了呢？应该用什么另外的指标来取代呢？读者们，在我们下次文章讨论这问题之前，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文献余智：中国不应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联合早报》， 2018年10月12日.CUMMINS, Robert A. (1998). The second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3:307–344.DIENER, Ed(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INGLEHART, R.(2000). World Value Survey (WVS) in JC. Ruano-Borbalan. Valeurs et cultures:Allons-nous devenir postmodernes,16-20.LAM, K. C. J.,& LIU, P. W. (2014).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China andUS. Social IndicatorsResearch, 116(2), 509-533.LEE, K.J., CHO, S., KIM,E.K. et al. (2020). DoMore Leisure Time and Leisure Repertoire Make Us Happier? An Investigation of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5): 1727–1747.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9-00153-3.LEIGH, A., &WOLFERS, J. (2006). Happiness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ustralia is nota paradox.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39(2), 176-184.NODA, 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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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er UndergraduateJournal of the Arts ， 4（1）: 33-46.黄有光简介：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 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