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秦国崛起的真正秘密，商鞅变法？并不仅是法家那么简单诸子百家|秦朝|商

提到商鞅，第一个念头就是法家，提到商鞅变法，想到的也是法家强兵，秦国之所以能以区区关中之地，统一六国，依仗的正是法家强兵带来的好处。
但这个问题如果往更深处思考，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为法家，申不害变法却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说，没有像秦国那么成功，毕竟韩国最终还是灭亡了。
如果把韩国失败原因归于申不害早死，其主张没有被继承，但商鞅活的也不长；如果把责任归于韩国君主笨，那就更说不通了，因为商鞅后期几乎成了秦国公敌，处死他的可是秦惠文王，恨得那是咬牙切齿，尸体都被车裂，申不害则是无疾而终，终身荣宠有加，不管从那个角度看，申不害变法更有理由继承下来，而不是商鞅。
就不说申不害，甚至后世提到法家代表，更受推崇的也是韩非子，但为什么只有商鞅获得了成功，而且是空前成功，即使在他死后，他实施的那些措施，仍然被他的敌人（秦惠文王等），毫无保留的继承了。
恨他入骨的秦惠文王，非但没有废除他的遗政，反而完整保留下来，这实在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原因当然不是秦惠文王贤明，他要真贤明，当初就不该杀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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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和儒家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法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尊法？严刑酷法？错，这些只是外在形式，儒家一样可以定法律制度啊。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 ，可汉武帝那是出了名严酷，汉代酷吏，一多半都出在他治下，甚至说，汉唐元明清，哪个不是儒家思想？但那个又没有法律制度？哪朝哪代又少得了酷吏？为了统治，镇压底层人民，他们从不手软，就算是那几个以仁著称的皇帝，每年死于刑罚的人数，也是一把一把，数都数不清。
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它俩最大的区别，是君主集权。儒家并不排斥分封制，认为只要实施仁政，君主只要有仁德，天下就能大治；而法家则认为，如果想要国家强大，君主必须把所有资源调动起来，统一掌握在手里，才能实现更有效配置。
君主集权，独裁同时也使得行政命令更高效，所以战国时期的法家们，变法都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李悝，再比如吴起，甚至包括上面的申不害。
但君主集权制只是实现了资源最优化配置，遇到个糊涂君主，倒霉皇帝，在他手里就不见得是好是坏，如果君主集权代表了最先进制度的话，那之后历朝历代就不会灭亡了，因为它们都忠实奉行了君主集权。
所以君主集权仍然只是表面，法家变法的成败，在于土地私有制。
打破井田制，开创土地私有先河的是李悝，他在魏国变法，令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堂堂魏武卒之功，始于李悝，而魏武卒之战力，来自土地私有。
周朝虽然是分封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奴隶社会，因为其国家基础，建立在井田制上。井田制，就是将土地划成井字状，交给农奴耕种，虽然井田也有公田和私田之说，但那只是责任划分，公田大家一起种，私田归某人单独负责。土地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周天子。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形象的描述了周朝生产关系，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其他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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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地的农民，被强迫耕种土地，这是农奴。为什么儒家思想在战国行不通，处处受挫，根子就在这里，因为儒家支持井田制，儒家的所谓变法，都是在在原有社会体制上的一种改良，而非变革。奴隶还是奴隶，贵族仍是贵族，贵族老爷们只要心肠好点，对奴隶好点，天下就太平了。分页标题
这怎么可能，所以代表着更先进文化的法家，自初登历史舞台，就呈现出碾压之势，无论对儒家，还是其它什么家。
【秦朝|秦国崛起的真正秘密，商鞅变法？并不仅是法家那么简单】奴隶有许多形式，并非农奴一种，而且不仅奴隶社会有奴隶，封建社会照样存在奴隶。比如太监、奴婢，都是奴隶身份，因为他们人身自由受限，工作性质也属强迫，不是你今天想干就干，明天不想干就可以走。
农奴和农民的区别在哪？不在于是否有土地，一样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打工为生，但他们仍然是农民而非农奴。关键在于契约，农民跟地主签订契约，按照约定内容付出劳动获得报酬，契约关系纯属自愿。同样，这也是地主和奴隶主的区别。
顺便说一句，秦汉时期，上门女婿也就是赘婿，其实是带有奴隶性质的身份。
奴隶特征之一是可以买卖，汉书严助传：“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取接衣食。”注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日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
赘婿不仅没有人身自由，也是官府服役戍边对象。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所以上门女婿没那么好当，还是老老实实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吧。
李悝最早意识到井田制弊端，这种以王土为名的公有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土地是君主的，农民被强迫劳动，当然不情愿，所以李悝认为，解放农民劳动力，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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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农民如果治田勤谨，每亩能多收三斗，反则少收三斗，里外里合起来就是六斗。而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以尽地力呢？方法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其私有。
李悝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土地私有第一人（虽然鲁宣公更早提出了赋税制，但并未明确允许土地私有），土地归自己了，并不是给奴隶主打工，农民立刻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相信经历过“承包责任制”的，都能轻松理解）。
吴起和申不害之所以变法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只学到了皮毛，没有着手土地改革，所以楚国也好，韩国也好，变法轰轰烈烈，但主导人一死，立刻烟消云散，重复旧观。
但李悝的变法也不彻底，因为他只规定了土地私有，并不允许土地买卖，这一点直到商鞅变法才被打破。
允许土地买卖的意义在于，出现了新的阶层，地主阶层，也从而出现了封建社会。李悝在奴隶制迈向封建制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条门缝，而商鞅彻底把这扇门推开了。
很多人以为封建制就是“分封建制” ，国王把土地分给诸侯，就是封建社会。其实不然，社会形态取决于生产关系，就好比周朝，周天子只拥有很小的直辖范围，其余都是诸侯国，但周朝主体依然是奴隶社会；再比如17世纪的欧洲，大公国比比皆是，但它却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初期。
周朝制度核心是王土和农奴，没有地主阶层，更不可能有农民。马克思说：“封建社会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
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决定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只有土地，奴隶制限制了土地流动，不允许土地买卖，也就限制了底层上升通道，导致阶层固化。一个人只要出身不好，生下来不是贵族，那么你永远也无法成为贵族，不管你有多努力，多勤奋，哪怕你赚到再多钱也没有用，因为无法买来土地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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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地就意味着你只能依附别人生存，而允许土地买卖，则意味着对所有人打开了阶层通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赚到更多的钱，从而买到更多的土地，土地不仅仅是财富，更是身份和权力。
有了土地，就可以把土地租给别人种，成为食利阶层，这也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之来源，因为我们有数千年历史，财富地位都是由土地多寡决定的。
经过李悝的奠基，最终由商鞅给了奴隶制度致命一击，商鞅虽然效法李悝，但却在变革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更彻底。商鞅的所谓法制，其实只有两个核心：一，确保贵族等旧势力，不阻扰地主阶层诞生；二，确保地主阶层，获利后反哺秦国。
随着新法实施，新兴地主阶级很快成为了秦国中坚力量，虽然商鞅本人得罪贵族被处死，但谁也无力撼动已经形成的新社会体制，地主阶级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活跃了数千年。
秦国相较六国而言，代表着更先进的文明体制，它之所以能征服六国，不在兵多粮足，也不在白起王翦，这只是先进文明淘汰落后文明的历史客观规律。如果没有商鞅，秦国不会生产出那么多粮食，没有白起王翦，秦国一样会冒出张起李翦。
商鞅变法，将秦国带入了封建社会，这才是秦国崛起的最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