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典籍|石小生：“三人成虎”的“隆中说” 名著典籍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三十五：
【名著典籍|石小生：“三人成虎”的“隆中说”】“三人成虎”的“隆中说”
----与朱大渭先生商榷（一）
石小生
朱大渭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编撰《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资料汇编》（上下册），主编并撰写《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中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思想、教育、科技、艺术、宗教、习俗等10卷，主编并撰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六朝史论》（论文集）、《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武侯春秋》（合著，上下册）等。对朱先生的成就，我们是很钦佩的，其学识水平我们也不怀疑。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诸葛亮躬耕地这个问题上，也许于朱先生来讲可能是个很小的问题，但确实有些偏颇，没有站在客观、公正、谨慎的立场上去分析、研究史料，所以，所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偏颇和不准确的。
朱先生的文章《诸葛亮躬耕地析疑》发表在《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一书中，是文为该书的扛鼎之作，是当代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的理论基础之一。全文分三部分，为不使文章过长，我也分三部分与朱先生共同“析疑” 。
朱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讲：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在他死后300余年内最为可靠的重要资料就多至七条。第一，《晋书》卷八十八《孝友·李密传》说：西晋刘弘镇襄阳，密子兴(又名安)“在(刘)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唐修《晋书》此条资料应根据最早的王铨、王隐父子所著《晋书》) 。第二，王隐《蜀记》记此事最详。他说：“晋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第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第四，《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风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又说：“若向八君子者(此信共追思八人) ，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第五，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又东迳隆中》条云：“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应为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又《沔水东迳乐山北》条云：“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第六，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说：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暑)台。……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 。第七，萧梁鲍至《南雍州记》载：“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
随后，朱先生又对这七条史料的可靠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上述七条资料，尽管出自五人之手，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明确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处，即南阳邓县隆中，而无任何疑点。”“可见上述各条资料，互相关联依存，彼此印证可靠，形成完整的一体，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条，都必然牵涉其他六条，因而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的结论，乃是无法动摇的。”
我们不否认这七条史料的真实性，它确实代表了上述五位古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观点，但是，在论证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这些史料真如朱先生所讲“无任何疑点”吗？真的能“互相关联依存，彼此印证可靠”吗？真能作为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无法动摇的”证据吗？分页标题
第一，上述七条史料中，西晋末年李兴奉刘弘之命所作的《祭诸葛丞相碣文》是这些史料的源头和基础，但我们细读此《碣文》，此文不是与诸葛亮同期的直接记载，而是晚于诸葛亮躬耕南阳近百余年后世追记，所以，从证据学的角度看，这条史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和其他不同来源的史料相互印证。
第二，上述七条史料没有任何一条提及和否定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的记载，没有去修订和注释“躬耕南阳” ，怎么转而一变就成了“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的结论，乃是无法动摇的”结论？
第三，上述七条史料的源头就是李兴奉刘弘之命所作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提到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这里边有两个关键的地名，一为“沔之阳” ，一为“隆山” ，这两个地名， “沔之阳”是指沔（汉）水之北，而汉水北即为南阳郡，这与《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是一致的。而“隆山” ，西晋之前汉水南无此地名的记载，只有阿头山的地名，倒是《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有：“（比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也。”这里出现了两次“隆山” 。此“隆山”早有其名，并非郦道元“号曰” ，所以，他在同书中对汉水南岸“隆中”一带的记述中，只有“隆中”和“乐山”之名，而无“隆山”之名。查新编《唐河县志》，比水即今唐河，湖阳县东隆山即今蓼山，海拔385.9米，东北出湖阳县东隆山（蓼山）南北的南长、坂门二水为今蓼阳河，全长43.5公里。这样，来源不同的三则史料：诸葛亮《出师表》的“躬耕南阳” ，李兴《祭诸葛丞相碣文》的“沔之阳”亦为南阳， “登隆山以远望”又在汉水北岸的南阳郡湖阳县。恰好可以相互印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隆山”只能在汉水北的南阳郡内，而绝对不可能在汉水之南。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大家，对“隆山”的考证如此疏漏和武断，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第四，我们从朱先生所列举的史料可以看出，上述七条史料从时间上，他们是前后关系，从内容上，它们是承袭关系。从证据学的角度看，这七条史料就像一群事后（一百至三四百年之后）关心此事的人，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前后传言一样，而且后者在没有其他史料来源的情况下有意对前者的说法进行了添加，所以，这些添加不能和源出证据相互印证。我们再看一下“隆中说”形成的过程：西晋末年李兴奉刘弘之命所作的《祭诸葛丞相碣文》中首先提到了“沔之阳”和“隆山” ，在此之前，今襄阳西边只有阿头山而无隆山之名，直到今天襄阳西也没有隆山之名，而只有清代才出现的“隆中山” ，《水经注》称此山为“乐山” 。当时“隆山”之名只有汉水北岸的湖阳县（今属唐河县湖阳镇）隆山，此“隆山”的地理方位与“沔之阳”非常吻合，与“躬耕南阳”亦无冲突。随后，王隐的《蜀记》收录了此文并加上了一个新的名称“隆中” ，但仍未言明隆中的地理方位，只讲此地有诸葛亮故宅。其后是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将襄阳城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号曰”了隆中，没有提及“隆山” ，并且习凿齿只说“隆中”属南阳邓县，是“亮家” ，并未说“躬耕南阳”就是“隆中” 。在此基础上，北朝的郦道元《水经注》云：“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即此宅也。”他也没有提及这一连串史料的源头“隆山” ，相反，却言明隆山在汉水之北的湖阳县；最后，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和萧梁鲍至《南雍州记》更是从上述传说中承袭而来。让我们再见识一下他们所说的隆中亮家的物证：据《荆州记》，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习凿齿又为“宅铭” 。据一般常识，亮“躬耕于南阳”时，住的是“草庐”（用草搭建的简陋的房子）。由此可以认定，在隆中出现的这样高规格的“亮宅” ，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故可以忽略不计。况且，无论是习凿齿，还是盛弘之、郦道元、李吉甫，在其著作里，没有一个人对诸葛亮的“躬耕南阳”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把“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并且都毫无例外地记有“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的事实，这些，均在客观上否定了隆中为“躬耕南阳”之地的说法。所以，上述七条史料只能证明隆中是诸葛亮躬耕以前在襄阳的“故居地” ，而不是“躬耕地”！分页标题
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三人成虎”的典故，《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诚然， “三人言而成虎”矣！上述五人言而“沔之阳”的“隆山”也就逐步变成沔之阴的隆中了，原在山里（汉水北的南阳郡）的老虎（隆山）就跑到街上（襄阳）了。所以，同一来源、前后承袭、层累叠加的史料是不可信的，是不能相互印证的。
那么，什么是即具有不同来源，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呢？
我们还举与诸葛亮躬耕地有关的证据为例：
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一文中诸葛亮所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 ，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州，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 。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这则史料早于前《出师表》，是诸葛亮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表达的可以相互印证的同一个观点，即“南阳”是其“躬耕地”最准确的表达形式，其他任何“意指”的地点都是不准确的。
二，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又一次提到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不同事例，不同来源的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三，在当时同期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有大量的虽与诸葛亮躬耕南阳无关，其相互之间也无关联，但却可以共同印证“南阳”指向的史料，如《汉书》所记“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水经注》也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另外，《三国志》里的孙坚“比至南阳” ， “张绣在南阳”等记载都可以相互印证“南阳”除了指南阳郡外，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指宛城和宛城一带的。
四，上边我们刚刚举过的李兴“沔之阳”的“隆山”、《水经注》里“湖阳隆山”也可以和“躬耕南阳”相互印证。
五，与之同期还有大量的关于南阳、南郡以汉水为界的记载，可以从根本上排除隆中属南阳郡的可能性。
从以上两说不同的史料举证我们可以看出：
一， “南阳说”的证据都是时间平行、来源各异，其间没有关联，但却指向同一，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不存在前后承袭、以讹传讹的可能；而“躬耕隆中说”的史料却来源于一个地点模糊和不确定甚至有可能否定己说的记载，而且后续史料与原始史料均为时间前后承袭，内容层累叠加的关系。其实， “隆中说”这种层累叠加的承袭远不止这七条史料，因为这七条史料均没有涉及两说争论的最核心的问题，即没有对“躬耕南阳”这个核心证据进行解读，没有说“南阳”就是“隆中” 。而将这种层累叠加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其典型代表就是谭其骧先生的“题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对“躬耕南阳”的注释，以及朱先生等一些专家的文章。是他们在“亮家”、“故宅”、“于南阳邓县”、“号曰隆中”的基础上，再一次叠加演绎成了“隆中属邓县，邓县属南阳郡，南阳郡就是南阳， ‘躬耕南阳’的‘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的绕口令和“南阳，郡名。在今湖北省襄樊一带”这样的史学大笑话。分页标题
二， “南阳说”史料都是与诸葛亮同期甚至更早的记载，是直接证据而非间接证据，这些史料，没有互相关联依存的关系，但却可以彼此印证，形成完整的一体，这些史料是网状的，多一条或少一条都不影响“躬耕南阳”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襄阳说”则都是后世的史料，不具备直接说明问题的分量，并且均为前后链接关系，从证据学的角度，前说不能证明后说，后说也不能证明前说。这些史料都是链状的，正如朱先生所言， “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条，都必然牵涉其他各条” 。试想，如果七条史料中的任何一条被否定，其他各条史料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的。这就是前后承袭、层累叠加证据固有的脆弱性。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专家，朱先生应该好好再去解读一下“沔之阳” ，解读一下《水经注》关于“湖阳隆山”的记载，解读一下习凿齿关于隆中归属上自相矛盾的记载，解读一下为什么《水经注》在隆中一带的描述中，只字不提“隆山”？事实上，上述七条史料在论证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上，每一条都是含糊、脆弱、矛盾和不完整的，这些观点，我在“闲话诸葛躬耕地”的系列文章里已有详细的论述，网友如果感兴趣，欢迎翻阅，故在此不一一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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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证据，都应具有一致性、完整性和排他性，多的不说，试问朱先生能否在上述史料中仅仅证明一点，即将位于南阳郡的湖阳隆山排除在李兴所言之隆山以外，并证明李兴的“登隆山以远望”与郦道元的乐山是同一个地方？
（写于201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