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欧阳修、苏轼等反对的变法，列宁却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辽宋夏金|苏轼|王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商鞅变法后，中国最伟大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一揽子系统性改革，涉及面非常广，核心是“理财”和“整军” ，简单说，王安石希望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富国强兵，百姓安乐。
比如最重要的青苗法，就是国资背景针对三农的定向P2P ， “晴天收伞，雨天借伞” ，既抑制民间高利贷，又给国库增收，还保护农民利益。简单说，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手段，劫富（财阀地主大商人）济贫（穷苦农民），顺便充实国库，让国家有能力做更重要的建设。
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王安石的天才设想，不具备实操土壤。
缺乏权力制衡，没有透明监管，更无大数据实时监控，基层政策执行者基于人性本能，就会钻各种政策漏洞损公肥私，最终还是那些聪明的、有本钱的、有背景的权贵，赚更多，穷苦百姓日子更难过了。
王安石变法的天才设想空前绝后，他那派人被称为新党，反对他的称为旧党。
旧党党魁就是赫赫有名的砸光司马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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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去世后，新党靠边，旧党重新得势。但司马光死后，旧党内部分裂，以程颐为首的洛阳官员和以苏轼为首的蜀中官员又开始互撕。
洛党和蜀党的元祐党争，用今天话说，是主义和问题，哪个更重要。
洛党认为主义更重要，必须用儒家正统思想来改造社会现实，只要人心变了，变法还可以继续执行下去。
蜀党认为解决当下实际问题更重要，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没有哪种理念、制度、价值观一定是正确的，没毛病的，一切要以实际情况判断，此前变法实测下来，好的部分保留，有问题的部分去掉。
程颐和苏轼政见上的冲突，本质上是两人底层三观的对立。
程颐是开创宋明理学的一代大儒宗师，彻底的儒家信徒，但苏轼经过几十载宦海沉浮，内心早已兼容并包儒释道，骨子里更倾向于道家，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不会拘泥于所谓儒家正统思想和各种繁文缛节。
苏轼的政见，姓资姓社不重要，肚皮吃饱最重要~
换个角度看，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 ，说明看问题容易高度自信，陷入自己大脑里的完美逻辑出不来，做人拧巴，听不进劝，天王老子反对我也要坚持信仰，把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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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就是针对孔子“君子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的反证。
天不怕地不怕，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期待发动强力国家机器“毕其功于一役”……不说大家也能猜到，王安石的思想和谁一脉相承……
但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 ，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苏轼|欧阳修、苏轼等反对的变法，列宁却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 ，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