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49|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_本文原题：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王晋康的反乌托邦/恶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体丧失和人类伦理崩溃的焦虑，是人本主义批判的延续。陈楸帆的后人类想象则展示了了有别于人本主义的努力。
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人类之爱，在前者仍是完整的，是需要坚守的立足点；在后者则是分散的，成为一种需要打捞的记忆。
围绕后人类产生的种种思想运动与流派，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的关系一直是议题的核心。悲观者将后人类视作威胁，认为后人类之生即意味着人之死；而乐观者则试图证明后人类与人类主体不仅不断裂，甚至认为后人类主义即人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因人类的自由意识本身就寻求自我超越。当我们追问悲观与乐观的源头，会发现隐藏在恐惧或兴奋之下，其实是人类视角与后人类视角的差异。王晋康与陈楸帆的后人类科幻叙事分别展示了这两种视角。
人类视角：
“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
早在1997年，有感于克隆羊的诞生、电脑深蓝战胜人类国际象棋棋王这两大事件，王晋康就在国际科幻大会上断言：后人类时代已经开始。 2014年，他再一次发表《后人类时代宣言》，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后人类的看法。他将导致人类向后人类的跃迁归结为新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两个层面的异化：“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 。 “硬异化”是指科技对人在物理层面，也即是对人的身体的改变。相对于科技在人性、社会习俗和思想方面的改变，即其所指的“软异化” ，他显然对“硬异化”更感兴趣。在他看来，改变人类的物理本体更直接、更有效和分量更重，它不仅反过来改变人性，而且让这一进程不可逆转。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概括了导致智人（人类）走向末日的三种技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无机生命工程。这三种技术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打破人类的演化规律。王晋康最热衷的硬异化，主要是指生物工程中的基因技术。 “改进式异化”则意味人类不满足于对自身的修补，想要自己充当上帝，改变原始设定。一般意义上的医疗是为修补，而基因工程则致力于改进。从修补到改进的跨越，就必然产生“后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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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康发表于2003年的《新人类四部曲》对“硬异化”和“改进式异化”的后果进行想象。四部曲对基因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层层递进的畅想：《豹人》想象了基因嵌入技术合成猎豹基因和人类基因来制造“飞人” ，《癌人》用永生癌细胞来克隆出身体具自我修复和再生功能的“癌人” ，《海豚人》用基因改造技术将人类的智力嫁接于海豚的身体制造出更适于生存的海豚人，《类人》则完全用人造基因、机器生产的方式来制造出身体与意识结构与人类无差的类人。这四部作品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了人类与后人类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均以人类或后人类个体死亡为代价。冲突和死亡的书写除了引起恐惧之余，更引出一系列问题：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基因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的实质是什么？人类到底恐惧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为我们预设了人本主义的视角。
首先，这四部作品中所有的新人类都在向人类寻求他们的合法性：豹人要通过奥运会冠军的成绩来证明成功；癌人为躲避人类的追杀而假装死亡隐姓埋名混迹于人类生活之中；即使海豚人已经成为海洋霸主，但最智慧的海豚人仍想要成为人类先祖的妻子来获得认同；而类人奋起反抗则是为了取得象征人类身份的指纹。尽管作品通过“合法性争议”讽刺了人类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排斥，但作品仍是以人类的利益与情感来审视后人类的生存价值。这些异类身上所延续的是人类之爱，或对人类的爱。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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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经典的反乌托邦/恶托邦模式类似，基因技术背后必然有技术狂人的存在，他们试图扮演人类的“上帝”角色。这四部作品中的狂人上帝形象迥异：有的为技术成果可不惜一切代价，有的因投入情感而开始反思，有的从文明延续的角度高瞻远瞩，有的则对人类与类人的界限嗤之以鼻。固然，在新人类的制造过程中，王晋康对技术狂人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但隐藏在这些表面的差异性之下，我们仍能看到作者相对统一的标准，是否审判狂人，要看人类上帝们自己是否是以维护人性的尊严和道德为底线或使命。目中只有技术而无人的豹人制造者咎由自取地被人类维护者所杀，而相反，类人制造者则可以坦荡地既反对人类的“贱民制度” ，帮助解放类人，而同时又不反对人类本身，因为在他看来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堤坝从本质上是不人道的” 。 “人道”一词可视作王晋康在“新人类”议题上的基本立足点。
再者，新人类四部曲所描述的未来既包含不确定的恐惧，又指明了需要坚守的立场。小说常用人类与新人类个体的死亡换得一时警醒或和解的契机，既不会逆转也不会停止技术的发展，但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功利主义与“优生学”的种族主义伺机而动。王晋康显然并不满足于只是展现生物技术带来的劫难，他更试图明确如何应对是为合适。海豚人虽然已经在智力、能力和数量上成为了地球霸主和幸存者，依然恪守着人类先祖为他们制订的不称霸的道德原则和海洋生物圈的自然法则。类人并不自主反抗人类，争取权利，反而少数自然人替他们不平，来奋起领导解放。究其原因，是因为前者对人类道德秩序的继承让后人类实际上成了人性延续者，而后者则证明对于平等的追求恰是人性之体现，是人与非人的本质区别。
在为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所作序言中，周濂如此概括福山的态度：“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遇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这也正好适用王晋康《新人类四部曲》中后人类叙事的特征。
后人类视角：
人类的匮乏和镜像作用
陈楸帆是更新代作家中对后人类主题最为执著的一位。在他看来， “后人类，这是当前历史阶段最为深刻的异化过程” 。通过对异化的聚焦，他关注人类在与科技互动中，所面临生理、心理到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但与王晋康对生物工程的迷恋不同，他作品中的技术想象多是关于人机结合的赛博格或是人工智能，也即赫拉利所说的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宋明炜曾评价陈楸帆的《荒潮》，认为它表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萌动，一种不惮于吸收技术以建构自我的新技术，以及一种对于后人类身份的自觉认同” 。除了《荒潮》，陈楸帆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如何以后人类主义视角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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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作品中，后人类的出现源起于人类的匮乏。这种匮乏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既不是出于疾病、劳动工具等的功能性需求导致的技术失控，也不是来自科学狂人的精心设计。在王晋康那里值得骄傲的人类道德和情感，在陈楸帆这里都变得可疑。在赛博格来临之前，人类已然是孤独、疏离、弱肉强食和自相残杀。遵循旧文明传统的人一边敬神一边作恶，有心守护的人因为怯弱和无力而助纣为虐，生育和繁衍的求生本能被无限地控制与利用，被亲情欺骗、放弃，因而恐惧和孤独。这就是后人类介入之前的人类文明状态。《荒潮》小米1不无讽刺地说：“人类，总是过分夸大后天文明教化的作用。 ”《这一刻我们是快乐》说得更加直白：“哪怕是基因上100%的纯种人类，都会被视为异类加以毁灭，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 ”与其说现代技术打破了教化的基础，不如说它揭开了人类文明虚张声势的真相。陈楸帆在作品中用种种叙事技巧，来揭示人类的旧文明与消费主义下的赛博文化一样，都已是“空洞的能指” 。分页标题
在人类走投无路的情境下“横空出世”的后人类有着多种面目，或是赛博格、或是AI和算法、或是父亲一般的机器、或是未来代言人，他们代表一种新的主体，一种挑战我们习惯认知结构的自我意识。正因为他们不是给定的自由人本主义式主体，因此，陈楸帆笔下的后人类既不是为了跟人类作生存竞争，也不来充当拯救者，既不为满足人类的期待，也不必然代表着反抗的力量。甚至，连他们的消亡也不能反证人类的胜利，因为意识可上载安那其云，可备份。正如小米1说：“我是偶然。我是必然。我是一个新的错误。我既是主宰又是奴隶，是猎人又是猎物??我只是个开始。 ”面对习惯性想要技术为我所用的人类，未来生育掌握者SHIIVA Lab说：“我们针对其中一些有趣的设想进行了实验，但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请求。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想法都太可笑了，经典人类式的可笑。 ”后人类浑沌未明的面目，恰恰意味着新的可能：“复杂动态性、不可预测的本质，意味着主体性是新出现的，而不是假定的；是分散式的，而非只定位在意识中；从混乱的世界中出现，并整合进入一个混乱的世界，而非占据一个已被移除的掌握的位置”（海尔斯）。
尽管陈楸帆并未明确人类如何在后人类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世界，建设文明，但是显然，给予人类的“礼物一代”也好，演示种种可能的“人生算法”也好，展现AI的爱也好，宣布人类历史的重启也好，人类需要、也不得不以后人类的参照来重新定义人类自身。但前提是，只有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习惯于自我和他者界限分明的人本主义主体开始消解，才能开启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展望新的主体和愿景。
那么，问题已经转变为：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还有何为？《恐惧机器》中的后人类次品阿古延续了人类残存的恐惧记忆，凭借恐惧，他发现了机器的秘密：“机器让我们无惧，机器让我们恐惧，机器利用我的恐惧，让我像忠于父亲一样地忠于它” ，更意识到“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消灭所有恐惧，那它就是最应该被恐惧的机器” 。由此，残存的人类记忆获得了它的使命：“也许在这个新世界，不再需要父亲。 ”《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中仅存的人类杜若飞以“被动、温和、知足、忍耐”的孤儿特性， “像一面镜子，照出这个新世界的病症” 。《人生算法》中，过了“最庸常琐碎人生”的弟弟如同神迹一般，为事业有成的哥哥所设计的人生算法中补充了“爱的算法” 。这些设定看上去回到了王晋康式的人道立场，但根本上是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楸帆在《未来病史》中反复强调，人类的智慧如何为邪恶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 “有神的地方必然会有魔鬼栖身之处” 。这同样适用于后人类时代，人类之于后人类，正如后人类之于人类，他们该互为镜像，阻止新的中心。
王晋康的反乌托邦式/恶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体丧失和人类伦理崩溃的焦虑，是人本主义批判的延续。陈楸帆的后人类想象则展示了有别于人本主义的努力：他一边引入后人类视角去打破“人类历史上素有去中心化的努力最后都演化为了新中心的形成”这一权力循环，但一边又希望人类的记忆与经验能成为后人类时代的镜像，避免新的“美丽新世界” 。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人类之爱，在前者仍是完整的，是需要坚守的立足点；在后者则是分散的，成为一种需要打捞的记忆。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0月19日3版
微信编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