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报社|金色邀约｜韦敏：三刊三代三生有幸——我与语文报社

_本文原题：金色邀约｜韦敏：三刊三代三生有幸——我与语文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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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敏，澳大利亚华人代表作家。 197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9年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自从15岁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小我十年》至今，已发表、出版了各类文学作品逾400万字。在期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历任编辑采访人员、副总裁、首席行政官等职。 2019年与长子韦斯理共同创作、联名出版长篇小说《蓝花楹》，在武汉、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等地举办签售活动，反响空前。
收到语文报社总编辑任彦钧先生发来的“金色邀约”有些时日了，思前想后，不敢贸然提笔，一是深感语文报于我有恩，千言万语难以道尽心中感念；二是唯恐才疏，造化不够，担不起这份邀约中的信任与厚望。惴惴然跟任师私信坦言，任总在回复中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说，放开写，就写你跟语文报社的故事。
语文报社旗下的三份报刊《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中学生文学》，是我的学生时代“神”一般的存在，对我的整个人生成长，意义非凡。
我跟语文报社这三刊的情缘，要从1982年的金秋说起。
（一）小学生闯关
1982年入秋后，我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课间休息，既是学校教导主任、又是我的语文任课老师的李声铎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喊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封信。李老师很严肃地说，这是寄给你的信，信件既然寄到了学校，出于对你负责，我需要拆开它看看。不等到我表态，李老师就撕开了信封。
这是一封寄自《语文报》的编辑来信，信中通知说，我的投稿《像他们那样生活》被录用发表了。这封信在当时带给李老师的惊喜，甚至于超过了我的喜悦。李老师把信拿到老师们中间传阅，我一下子成为了学校的新闻人物。
那一年，语文报社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学生中举办了“一本好书的读后感”征文比赛，我的习作本来是篇壮着胆子的参赛征文，到年底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这篇文章被评为三等奖，我是那一年获奖作者中唯一的一名小学生。如果说少儿时代的我开始做起了写作的梦，这封信，无疑就是把梦想照进现实的魔法棒。
（二）中学生擂台
作为最早定位于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的全国性的报章杂志，《语文报》和《语文教学通讯》无疑是承担着汉语汉字、文化文学领域中全方位教学相长的先行者。我父亲以前是中学老师，所以，从《语文教学通讯》最早创刊时，我们全家就是语文报社的忠实读者。在我的印象中，《语文报》是“中华语文第一报” ，是面向校园全体师生的互动园地；而《语文教学通讯》则是孕育《语文报》的土壤，是语文老师们发布教改言论的苗圃。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有限，但精神世界丰盈而充实，中学生中间，热爱阅读、勤于笔耕、敢想敢说的孩子们大有人在。于是，《语文教学通讯》适时推出了“中学生擂台”系列征文大赛，引导和鼓励一些善于思辨的中学生为教改进言。
“中学生擂台”每次开赛，最终会评选出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获奖作者可以获得几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奖金。因此，这个奖项有实实在在的“含金量” 。我积极给《语文报》投稿，也踊跃地参加了“中学生擂台”的几届赛事。在这个全国的写作擂台上，我曾经得过两次一等奖、一次二等奖（那一次比赛中一等奖空缺），获奖作文《“三个面向”与语文教学的改革》在《语文教学通讯》刊登后，还被多家期刊转载，并收录到一些文集中。
受益于语文报社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我的中学时代有个比较高的起点，各方面受关注度也相对高一些——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信寄到学校，隔三差五就有寄给我的样报样刊和稿费汇款单，加上我在省市的各类现场命题作文和演讲比赛中连年夺魁、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表现也相对突出，后来我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荣誉，并在省市政府组织的一些大型公众活动中，成为了公认的武汉中学生代表。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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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己的声音
特别幸运的是，我邮寄到语文报社的每一份投稿，都能收到编辑老师们的及时回复，或通知我发表时间，或提出修改意见：既是对我习作的提携指导，更让我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梦。记忆中，编辑老师们的字都写得特别漂亮。语文报社的编辑老师中，有两位高老师——高海平和高巍——跟我的联系最为密切。
我念高一那一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位贵客——高海平老师到武汉出差，他跟当时还在湖北襄樊四中任教的蔡顺华老师一道，采访了我父亲和我。我有一个特别珍贵的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请名家大师题写赠语的，上面有我曾采访过的曾卓、秦牧、朱绍禹、杜鹏程、王蒙等这些前辈的题词。那次见面，我恭恭敬敬地请两位老师给我在那个本子上写点什么。老师们当时给我的留言中这样写道：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小狗绝不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时刻牢记，发出自己的声音。 ”
高老师对我的专访文章《少年心事当拿云》是《语文报》第261期（1987年6月1日出版）的头版头条。多年后，蔡老师已是全国闻名的演讲活动家，高老师把当年的报纸拍照发给我时，我说，我始终记得你们当年在我家时用契诃夫的话启发我——“时刻牢记，发出自己的声音” 。
1985年岁末《中学生文学》杂志筹备创刊时，我收到了高老师的约稿信。这本“中学生文学第一刊”的诞生，不仅激活了我的小说创作，也让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不少朋友至今未曾见面，但我们以文会友、神交了几十年。至今我还记得，邱华栋和马萧萧的诗作，有着我们那个年龄都有的澎湃激情和少有的灵性智慧；周劲松写的中学生自述系列，是最早的口述实录作品……我们这一批在《中学生文学》上大量发表作品的中学生，很快被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作家丛书”选中，包括胡晓梦、刘梦琳、邱华栋、周劲松、段华和我在内的十来人，先后出版了个人作品集。这些人中，有些伙伴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就算我这种误打误撞到商圈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与写作，依然是我最心仪的生活内容。
我在《中学生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短篇和小中篇，当时负责小说类的编辑又是高海平老师，他对我的每篇小说在发表前都提出修改意见、在发表时都附有编辑点评。这种求实惜才的工作作风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颇大。 1993年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视刊物中担任编辑，对于那些首次投稿的作者，我都会认认真真地给他们手写回信。提笔写信时，我常常想到当年的我收到高老师来信时的那种激动和振奋。
《中学生文学》创刊那阵子，另一位高老师——高巍刚大学毕业进入语文报社，负责《语文报》影视板块内容，他也经常跟我约稿沟通。高巍老师主编了一些诗歌类和诗词典籍类丛书，每次我都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参与者。直到今天，我们都还保持了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两个多月前，陶本一先生去世，也是他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四）拜访恩师陶本一
1989年，我被保送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语文报社的创始人陶本一先生到武汉出差，专门约请了我父亲和我，在汉口跟他小聚。彼时的陶先生已是山西师范大学校长，能够拜见到仰慕已久的前辈恩师，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兴奋不已。他住在江滩边的上海路饭店，那是一幢民国初期兴建的有着典型欧式巴洛克风格的历史文物类的酒店。那次我才知道，陶先生是上海人，从小在黄浦江边长大，难怪他会在到访和“大上海”齐名的“大汉口”时，专门挑上一处沿江的客栈，特意选中这条叫做“上海路”的街巷。分页标题
我见陶先生时是粉丝对偶像的膜拜，先生见我，惊讶于我的瘦小和文弱，他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习作，从稿件的书写和文字中的力量看，都像是有着虎虎生气的男生。那一次，陶先生跟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临别时又送了一些有语文报社徽标的文具作为纪念。陶先生送给我的记事本我一直都舍不得用，这些纪念品，都是我珍藏的记忆。
陶先生在1994年底调任上海师大副校长，时隔十几年后的语文报社30周年庆典，我才得以在太原再见先生。
（五）卅年社庆三代人情
2008年冬，语文报社在太原举办30年大庆。作为语文报社栽培出来的文学爱好者，卅年我跟报社同行同成长，也有幸受邀，见证了卅年社庆的盛况。那一次，我差不多见到了报社中所有指教过我的编辑老师们，除了一直保持联系的高海平、高巍老师，还见到了蔡智敏、任彦钧等师长，他们从我心心念念了30年的那些铅字中走了出来，变成了笑容可掬的兄长，我们在一起谈从前书信中的往事，谈文稿编辑中的故事，虽然大家都不再年轻了，但以《语文报》为纽带，个个都活跃而健谈。
2000年前后我以杰出新闻专才的身份、独立技术移民到澳洲， 2005年作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特聘专家应邀回国工作；到2008年，正式把生活重心移回到国内，把两个孩子也安排到中国上学。语文报社30年庆，这是我生活中弥足珍贵的大事件，所以，我专门带上了大儿子——8岁的韦斯理同行。庆典活动后，报社安排我们同游平遥古城，高海平老师带着他的专业相机，帮我们拍摄了不少美轮美奂的摄影作品。其间，高老师逗韦斯理，道：“你妈妈喊我们是老师，按辈分，你要喊我们‘爷爷’……”韦斯理也就很单纯地喊起了 “高爷爷” 。我跟高老师说，喊您爷爷可把您喊老了呢。高老师回复道，你看你们韦家，从你父亲韦志成、到你、再到你的孩子韦斯理，真是三代人都跟语文报社有缘啊！
诚如高老师所言，我们祖孙三人跟语文报社的情缘，最终演化成三代人对中国的汉文字、文学、文化的迷恋与挚爱。韦斯理10岁后重新回到澳洲， 12岁跳级考上昆士兰理工研究院QASMT主攻数理化， 13岁考取AMEB的钢琴类L-musA文凭——这在钢琴演奏领域相当于硕士学位的专业证书， 15岁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精算系录取。但他在功课及练琴事务如此繁忙之下，业余时间依然近乎狂热地爱好中文写作，一方面，跟几个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创建了一个ChinaNovel网站，专门推介和翻译中国的武侠仙怪小说；另一方面，构思创作了再现澳大利亚移民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蓝花楹》。他在16岁时突发重病去世，由我帮他接力续完的这部46万字的作品在2019年终于得以问世出版。
（六）语文报恩
三年前，我到太原出差，特意住在语文报社大楼附近，为的是能和各位前辈师长们见一见、聚一聚。临别前，我跟蔡智敏老师一道，专门在启功先生书写的“语文报”题字下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留下了我朝拜“语文报社”这块圣地的足迹，寄托了我们韦家三代人对语文报社三刊的感念，也暗自积蓄了想用“语文报恩”的情怀。
写下这些语言文字，无以道尽我与“语文报社”的人情心事，更是难以报答“语文报人”对我的知遇之恩。当我学会了既能感悟到文字中的温暖、又能发掘文字中的力量之时，我常常会想起我10岁时收到的来自语文报社的那一封编辑来信。在那样一个普通的早晨，李老师把我从教室中喊到了走廊上，然后，递给了我那封信；从此之后，那一天变得不再普通，而我的一生，都因此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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