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论投票》候选对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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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投票：—个公共选择的分析》《ON VOTING :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美]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著李政军杨蕾译孙宽平审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8 。---当我们在讨论投票问题时，如何选择候选对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投票实际上就是对被提交的候选对象进行表决。—— 戈登·塔洛克---4 候选对象的选择P43阿罗和其他数学模型与实际投票过程不完全吻合的另一个原因是，供投票选择的候选对象通常预先由其他方法选出。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投票过程来选择所有的候选对象。例如，我们采用罗伯特将军法则（General Robert"""" s rules）来推举所有可能的候选对象，然后通过一系列复选制（ binary choice）选出一个候选对象。但是，即使是一项很普通的国会法案，至少也包含有一百个条款，而其中的每一个条款至少有一位国会议员会反对；此外，还有几百个条款没有写进该法令，但这其中的每一个条款至少又有一个国会议员会赞成。我们可以提出所有的候选条款，然后按照多数票规则，通过配对比较（pairwisecomparison）的方式来确定一个选举结果。不幸的是，这种选举制度肯定会导致投票循环，而最终选举结果取决于我们在选举过程中提出候选对象的顺序。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候选对象。让我们来考察一个制定议案的实例，该例子来源于华盛顿邮报：国防拨款议案森·约翰姆卡安（Sen.JohnMcCain ，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试图设立一项限制在“不必要和未经许可”的项目上花钱的程序，但未获成功。据他估计，在这些不必要和未经许可项目上的支出至少有20亿美元之巨。为此，他列举了许多“与国防毫无联系”的项目，例如花100万美元来控制棕色蛇，花47.7万美元来合并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Fort Leav enworth）的学校，花200万美元建立国家汽车中心（the National Automotive Center）。P44根据姆卡安修正案，国防部长必须证明这样的项目符合军事要求和其他标准。可惜，该项修正案在口头表决中就被否决。 ①---①Washington Post ， July 18 ， 1996 ， pg. A4.留意国会法案的人几乎很快就可以在每一个议案中发现与此类似的情况。斯托克曼（Stockman）称这些与议案无关的条款为“联邦大锅饭（federal soup kitchen），而在议案中塞这些小条款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斯托克曼在他的书中多次讨论这个过程② 。 “在国会中，大锅饭在投票前几个小时才向局外人开放。这时候，民主就不再是讨论杰菲逊的理想或麦迪逊的理念，而是变成了一个20万美元有关水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或任命何人去做蒙大拿州（Montana）西部农场主家庭管理委员会（the 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个地区主任。 ”③ 。---②Stockman ， David. The Triumph of Politis（New York：Harper Row ， 1986）.③Stockman ， David. The Triumph of Politics（New York：Harper&Row ， 1986）： 221.但是，上述例子并不代表我们要讨论的全部问题。让我们来考察什么议案被最先提出来，而不仅仅考察那些为吸引选票而作的条款变动。在克林顿当政的最初两年，民主党人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提高最低工资这样的问题不仅在国会中没有人提出来，即使是总统本人或他的助手也从未提及。但是，在克林顿执政的第二个两年，共和党人把持着国会参众两院。这时候，总统和参众两院中的民主党少数派议员立即紧锣密鼓地倡导提高最低工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最低工资问题并不比两年前更重要。但是，政治上的考虑却发生了变化。总统和民主党少数派议员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置于政治上的尴尬境地，并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失业、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需要指出的是，除把这种行为泛泛地称作一种政治手腕外，目前公共选择文献对这类事件的实际运行机制并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P45坦率地讲，我在本章也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但本章至少指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做的工作，并为我们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些线索。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另一个例子。小特里·B.金尼（Terry E. Kinneyr）是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他曾打算在他主持农业部的工作期间能够采取一些厉行节约的措施。但是，下述回忆表明他实现其愿望是多么困难：在一个简要的计划中，我们建议把三位蜜蜂研究人员从俄怀明州（Wyoming）迁移到得克萨斯（Texas），在哪里好广泛研究从墨西哥迅速北迁的非洲蜜蜂。然后，我们利用蜜蜂研究方面节约的资金来研究解决怀明州严重的土壤腐蚀问题。几个月以后，我们拟定了每一个人的详细迁移计划。此外，我们甚至还与一些大学、州政府官员、重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正在这时候，部长打电话告诉我：“不要把蜜蜂研究人员迁移到得克萨斯。 ”两天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不要放弃土壤腐蚀研究计划。 ”我问：“我们在哪里去弄资金？”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想办法。 ”究竟出什么事了？原来，总统想在他的MX导弹计划方面获得支持。而要想获得俄怀明州参议员马尔科姆·沃洛普（Malcolm Wallop）的支持，他的条件就是既不要把蜜蜂研究人员迁移到得克萨斯州又要解决俄怀明州的土壤腐蚀问题（要知道，各个部门首脑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有相当广泛可靠的消息来源渠道，通过他们就可以获得诸如此类的消息）。 ①---① Kinney ， Terry B:TheReason of the Clerks ， Reason28（6）（August 19）：30.《理性》杂志反对官僚主义的言论非常激烈。许多官僚尽管在口头上说，但实际上反对削减预算。《理性》杂志刊登这篇文章让人感到意外。这都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只要你想知道，你就可以发现更多的例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P46在调停时发生的一件事成了一个永远的笑话。 1981年6月26日，瑞塔·西摩（Rita Seymour）和她的电话号码（255-4848）竟然被蛮横无理的众议院投票通过成为法律。西摩女士只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位低级职员。但是，在一场试图竭力削减预算支出议案的激烈争论中，西摩女士潦草书写在一项折衷议案纸边上的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连同预算数字一起获得了众议员们的通过。 ①---①Stockman ， David. The Trumph of Politics（New York： Harer Row ，1986）：227.想知道更多的例子，你最好去读一下报纸。 ② 你会发现有许多议案获得各个委员会的同意，而参众两院之间的分歧也几乎总是会出现。有许多小项目被长时间地拖延。人们很少完整地阅读最后所通过的议案。---②就在我写作本章时，得知英国保守党政府失去了它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原因是政府没有在一个保守党议员所在的地区提供一间2小时的应急房间，所以，他投了弃权票。报纸上对议案的讨论通常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议案的重要条款上。当然，我不否定这样做的合理性。尽管这些重要条款确实很重要，但是，议案中还有许多较为次要的条款，其中多数条款只有几个议员知道，在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个议员的助手才知道。对每个议员来说，每年国会通过的议案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不管他们如何辛勤工作，实际上都不可能阅读完所有的议案，更谈不上仔细思考这些议案。在讨论到这一点时，包括斯托克曼都显相当气愤。我们在这里对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情绪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讨论或至少研究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议员们能够在任何议案中加进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这里肯定在某种瓜分配额的过程（rationing process）。虽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互投赞成票时会提出一个类似的正式模型，但对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我尚且还不能提供一个真正正式的模型。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原始议案本身和它的某些部分的确与某个特定主题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包含有蛇类保护条款的国防议案也有提议增加陆战队将官人数的修正条款。这个议案被否决了，但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让我们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姐姐生活在衣阿华州（Iowa）的艾尔德罗（Eldora），这是一个坐落在衣阿华河边有3300人口的小镇，附近还有许多其他小镇。前不久，这些镇中一些人打算把建设衣阿华绿色带（the Iowa River Greenbelt）作为一项环保措施。P47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不过，我们可以想像，最初，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然后告诉那些有相同想法的人。尽管他们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成功地使这些小城镇朝着建设绿色带的方向努力了。由于他们想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参与进来建设绿色带的各种努力在总体上失败了，所以，我最近注意到尽管有人仍还在谈论建设绿色带的事情，但他们的兴趣却下降了。这是一个很细小的例子，但只要你阅读政府部门的详细记录材料，你就会发现类似的情形。的确，如果你阅读那些完全没有政府参与活动的历史文献，你会发现有些议题突然冒出来，热闹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据我所知，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尽管我能想像绝大多数读者对此现象不会感到惊讶，甚至他们就能列举出大量的例子。有一件事更有意思。就在我准备写作本章期间，人们开始谈论给予哥伦比亚特区（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以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其目的是想吸引人们返回该区生活。仅仅在几天之内，人们就提出了大量详细的建议。国会中的哥伦比亚特区代表①以及参议院中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也很赞成此事。考虑到哥伦比亚特区至少可能有80%的选民是民主党成员，共和党人参与此事真是让人吃惊。---①她在国会中虽然没有投票权，但却很有影响力。应指出的是，哥伦比亚特区的减税提案很难得到来自衣阿华州国会议员的支持。就在我口述到这里时，有迹象表明这个建议将会流产。原点因之一是各个选区的选民都注意到国会议员们自己就居住在哥伦比亚特区，因此，选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议员们努力为自己减税的一种行为。当我正在口述本章内容的时候，突然有报纸说减税一事可能会拖至明年而不是在当时讨论。当时我的预测是，减税主张将在两个星期后完全消失。 ②我在此重申一下，我们还没有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②这个预测果然得到了证实。我想提出另一个带有相当困难的重要问题。我们曾经建议通过修改宪法来禁止含酒精饮料的消费，但这个建议刚被提出，就有人建议废除这项宪法修正案以允许含酒精饮料的消费。当然，在这两个提议中，人们都积极发起运动来支持他们各自所要求的宪法修改，但这些运动为什么是支持做这样的修改而不是别的修改呢？P48我们再来看看毒品问题，人们对待诸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 ，一种麻醉性药品）和大麻等其他所谓的烈性或柔性毒品的态度有过多次反复，而政府通常根据当时公共舆论的强烈程度来采取行动。没有证据表明有谁在操纵公共舆论。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应该从心理学或认知发展的历史方面加以解释，并且坦率地讲，我认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我们在讨论投票问题时，如何选择候选对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投票实际上就是对被提交的候选对象进行表决，这些候选对象或者是自发产生的，比如毒品问题或禁酒问题；或者是经过国会复杂的内部运作之后产生的，其中补充进一些细小条款。当然，还有一些议案是需要定期表决的结果，例如，预算议案的提交并不依赖公共舆论的积极参与，但公共舆论的形成或终止与提交这种议案的时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以上所述可能给读者的印象是它们与投票过程毫无关系。因为，在我们涉及实际投票过程或思考投票数学提出的问题时，大多数候选对象业已消失。最为常见的情况是，美国众议院或英国下院实际上只对两项议案进行表决，要么通过这项，要么通过那项。至于这两项议案的详细细节，早就通过其他方法确定下来，当然，这些细节对该议案是否获得通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不是没有可能，但在国会进行表决时再来修改议案是非常困难的。在图森（Tucson）市政议会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需要在立法机构进行表决之前就对议案作出许多人们可能会赞成的细小变动，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变动；否则，在表决时就很难再进行这样的变动。在这里，我不打算花费太多精力来分析如何对议案进行修改或添加。道理很简单，立法机构的大量工作通过全体投票之外的其他方法来完成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上一章所讨论的数学问题并不像想像的那样重要。这些问题通常在面临许多候选对象时才会出现。如果你只能对给定的议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这里就根本不会出现投票的数学问题；如果你对每议案只有少数几点修改意见，在做了修改以后，你对该议案仍然只能投赞成票或反对票；那么，这里即便存在投票的数学问题也不会很多。总而言之，我们所讨论过的数学问题并不是很严重。P49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立法者的行为，不过我们仍然采取先前的简单假定。我们会发现，每个立法者都有一系列他所赞同的议案，也有许多，他反对或不太在乎的议案。这种情形与一个预算有限的家庭主妇去商店采购商品很相似。这也就导致了立法者之间的交易，与家庭主妇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固定价格的交易。他更像是在东方的露天市场而不是在美国的拍卖场做交易。显然他会全力以赴地去争取最佳的交易结果。不过，议员的能力有高有低，关系有多有寡，在国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也不一样。尽管存在有种种差异，但议员们会尽力去争取最佳的交易结果，并且，就总体而言，交易的结果不是由具有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循环多数票或非相关候选对象缺乏独立性的投票方法所提供。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引入一个新的候选方案，这可能意味着引入新候选议案的议员想修改某些交易条件。就像家庭主妇的选择一样，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在给定的价格下进行。所以，阿罗提到的问题基本上不会出现。如果每个议员所赞成的候选方案都以修正案的形式提出来，那会有数百个这样的修正案，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投票表决，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孔多塞选择。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孔多塞选择。对议员来说，交易价格以投票赞成别的议案的形式出现。结果，各个候选对象之间的排列将不存在先后顺序，因为，只要交易结构允许，要价较低的两个候选对象将取代一个要价高的候选对象。我并不认为这种制度运转得很完美。只要经历过这种制度或读过相关材料的人立即就会意识到它运转得一点也不完美。但是，这种制度不会受到我们所称的阿罗问题的影响。前面所引证的阿罗基本条件在此也根本不适用。这是一幅不同于常规的画面。首先，赞成简单多数票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绝大多数计划的实施都要以总体利益或总体损失为判断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无疑存在这样的情况；议员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投票。以国防拨款为例，每个议员都会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关心国防拨款。这既适用于坚定的反战和平主义者，也适用于强大国防的拥护者。这种情绪将对他们的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只要看一看会议记录你就会意识到，不同议员只对国防拨款议案的不同部分感兴趣。一个和平主义者可能坚信他所在选区的军事基地应该被保留下来，或许还应该多分得一点拨款。这只是众多事例之一。当涉及到具体的讨论时，我们常常觉得，与其说议员们对一般性政策感兴趣，倒不如说对具体政策感兴趣。因为，具体细节才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讨论。P50尽管议员们在军事拨款上主要着眼于总体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涉及到其他有利于总体利益的议案时，军事拨款议案同样可以作为交易对象。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其认为国防真的需要资金时，他可能愿意牺牲某些环境保护目标；反过来也是一样。在绝大多数时候，议案的具体条款只有益于一个或几个议员，而在总体上有损于其他人。因为，这些条款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全体纳税人所交纳的税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认为简单多数票提供的结果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反对该议案失败的人所承担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胜利者所获得的收益。这是《同意的计算》一书以及我早些时候的研究工作①认为超过多数票规则（ more than majority voting）更合理的原因。---①Tullock ， Gorden.‘Poblemi del voto a maggioranza.’Francesco Forte andGianfranoo Mossetto eds. Economia del Benessere e Democraza（Milano：FrancoAngeli Editore 1973）： 459-7I.那些持反对意见并强烈坚持多数票规则的人，如道格拉斯·雷（Douglas Pae），从未反对过陪审团采取一致同意规则，参议院面临重大反对意见时采取三分之二多数票规则，以及在进行复杂的宪法修正案、国会两院联合立法和议案受到总统否决时采取超过多数票的方式。显然，多数票规则只是他们的口号而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② Tullock ， Gorden. Comment on Rae’s “The Limit of Consensual Decision”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69（4）（December 1975）： 1295-97.我们知道，国会实际的投票过程并不是直接在两个候选对象中进行选择，而是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候选对象有出现也有消失，议员们可能投票赞成他们讨厌的候选对象，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得到适当的回报。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们应意识到，这就是现实，并且，也没有必要用高中公民学课程中的口号来掩盖这样的事实。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几乎绝大多数正式投票都是在一种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之间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阿罗定理根本就不适用。投票表决的内容由各个委员会、有影响力的个人等拟定。尽管政治科学中有大量文献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案例，但我们对这些具体案例仍然知之甚少。P51在此，举一个我刚到图森时遇到的例子。亚利桑那州是城市居民对债券发行进行投票表决的州之一，图森市的元老（the city fathers）拟定了一揽子全面改进学校、公园和道路的计划，并将它作为债券发行计划提交给该市的公民进行投票表决。结果，这个计划被投票否决了。值则得注意的是。这里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因此，阿罗定里在此也不适用。元老们认为，该计划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图森市东南部投票人的利益。为此，他们相应地拟定了另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在更多地考虑到图森市东南部投票人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有利于其他人的项目，当然，所需的税费也更高了。在接下来的投票表决中，这个计划却获得了成功。与上次相同的是，这次投票表决仍然是在赞成或反对之间选择。虽然我无法证明，但我坚信，如果将第一个计划与第二个计划都同时付诸表决，它可能会击败第二个计划。换句话说，会出现投票循环，即大多数投票人会认为，什么都不做比计划A强；计划B比什么都不做强；而他们同时又认为计划A比计划B强。这种现象是国会通过的议案没有被取消的根本原因之一。假如斯托克曼通过向许多人承诺下一大堆条款而为自己的预算案攒足选票，而一旦预算案获得通过，他就提议①将所有承诺的小条款通通取消。即使他能恰当地选择这些小条款并逐个地提出来进行表决，大多数议员也会投票反对。---①他可能很难让那位议员将其提议放议案提交箱。这里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如果个人在投票交易中出尔反尔，人们将不会再与他进行投票交易。我们都知道，从事非法活动，比如说现金的黑市交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等级。因为，这是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制实施的合约，而互投赞成票也属于这种的情况。黑市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日瓦戈医生》（Mr. Zhivago）的第一版在西方国家而不是俄罗斯出版时，西方出版商们说，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很乐意向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本人或他的妻子支付版权费，但这在当时很难做到。在这以后不久，一位帕斯捷尔纳克夫人从未过谋面的俄国人走进了她的公寓，连名字都没有说就交给她一大笔卢布。这就是黑市具有良好信用效率的一个例子。不幸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将此事公之于众。P52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投票交易也是如此。如果斯托克曼设法为自己的议案攒足了赞成票，就有很多人会投票赞成他们实际上反对的议案，因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其在今后的交易中有信用可言。我们在后面正式讨论互投赞成票时，再来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在各种场合都可能从事直接的全民投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瑞士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但你需在请愿书（petition）上征集到足够的签名数。在图森那个例子中，没有哪个团体因为强烈地支持候选方案A反对候选方案B来组织这样的请愿活动。因此，也就没有就此进行投票表决。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就有着大量类似的请愿活动和提议行为，令人感兴趣的是处于整个事情真正关键之处的是如何拟定提案。我在此并非夸大其词。在拟定提案及从事斯托克曼所描述的交易时，人们总是想着如何才能赢得多数票令自己的提案获得通过。在修宪需进行投票并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的国家，修宪者必须按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方式来拟定提案。据我所知，为了获得足够的票数而对提案条款进行修正和措辞变动等实际过程还鲜有记载。大陆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算是个例外，因为，麦迪逊对此做了相当全面的记录。前面提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要求以及美国采纳的宪法，实际上是大多数州处理自身事务的法律的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将军（GeneralWashington）最后建议降低设立国会选区（congressional district）所需的赞成票数，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国会议员。显然，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使该提议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所知道的为获得到多数票而调整提案条款的惟一一个清晰的例子。总而言之，拟定提案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对如何议定提案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但只是停留在总体了解上。后面关于互投赞成票的正式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阐述这些问题。P53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是在攻击民主制。它无疑表明民主不是以理想的方式在运作。问题是我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呢？进而言之，即使是让一个世袭国王或一个独裁者来采取某项政策的过程也会这么样进行。为了得到支持，同样需要捆绑一些毫不相干的条款；不同的是，它不是为了赢得选票上支持，而是为了赢得大臣们的支持。 ①因此，我们不应将是否存在这种操纵行为当成衡量政府的一个标准，因为，所有政府都存在这种操纵行为。具体细节可能不一样，但基本原理却一样。---①关于我对此问题的讨论以及一个非常了解绝对君主制宫廷（an absolute monarchy’s court）的人所做的其他方面的讨论，请参见戈登·塔洛克编纂的《野心政客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ticians），作者为无名氏南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I961版。这是很久以前为大臣们编写的一本非常流行指南。分页标题

内容简介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戈登·塔洛克（ Gordon Tullock）在这本新作中对决策的基础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分析。投票程序不仅对西方的民主政府至关重要，它同时也被独裁政府、私人俱乐部、公司以及宗教组织采用。这部综合性的著作考察了多种投票方法和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不同投票结果。戈登·塔洛克首先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本书的分析。在这个模型中，投票人将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投票；他们拥有充分信息，其偏好也有理由相信是稳定的；此外，投票人之间不存在投票交易。随后，放松这些假设以便使分析更接近于现实。本书重点讨论了阿罗的工作和人并不总是根据简单的偏好进行投票的观点。作者讨论了投票人“扔掉选票”的现象和投票人如果得到某种回报就有可能违背自己偏好进行投票的行为。在讨论了策略性投票行为、投票人相互进行投票交易和投票人缺乏信息等情况后，塔洛克考察了投票人的选择权以及投票人将根据他偏好的结果来排列选择权的思想。作者还考察了投票人偏好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可能性，分析了为什么有些问题被提交投票表决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提交投票表决，以及为什么具有相同偏好的投票人在不同的投票制度下会产生不同的投票结果。《论投票》一书拓展了公共选择学派现有的理论思考，为该学派提供了开创新范式和改变现有研究重心和范围的新平台。该书通过提出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领域来鼓励新的研究。本书对政治科学家以及对公共政策和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录1导论 …（1）2神话 …（10）3一些简单但令人困惑的数学问题…（22）4候选对象的选择 … （43）5简单的投票交易 …（54）6互投赞成票时的直接投票…（64）7更加复杂的互投赞成票 …（80）8互投赞成票的效率 …（94）9代表们的指向 …（107）10投票，不同的方法和一般考虑 …（118）附录各种投票方法 …（127）致谢…（138）英汉人名对照表…（139）

作者简介戈登·塔洛克（Gordot Tullock），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法和经济学大学教授、詹姆斯·J.布坎南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 192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 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2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1949—1956年任职于美国外交部，曾先后在中国天津、香港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从事过外交服务工作，其间开始转向对经济学的研究。 1957年在费城第一次与布坎南相遇，他关于官僚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引起了布坎南的重视。 1958年被邀请作为博士后人员加盟由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杰菲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1969年更名为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62年，他和布坎南合著的《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为公共选择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标志着公共选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产生。从此，塔洛克的名字也与布坎南和公共选择联系在一起。 1963年他和布坎南创立了“公共选择学会” ， 1965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官僚政治学》，开启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经济学1967年发表了《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一文，奠定了他作为寻租理论创始人的地位。 1969年他创立了《公共选择》杂志，并担任该杂志主编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使这本杂志成为目前全世界30种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塔洛克曾经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第二任会长，东部经济学会会长，南部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获得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奖”（该奖只授予那些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到1991年为止他的论文和论著被三十几个学科引证达3991次。被当“今活着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史专家马克·布劳格”（张维迎， 1997年）列入《世界重要经济学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年）、《凯恩斯以后最有影响的100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 1989年）。塔洛克还是《新帕尔格需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公共选择”、“寻租”和“经济学在生物学中的运用”等辞条的撰写人，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贡献。因为，该辞典的主编在“出版说明”中指出：“经过深入讨论和协商，编辑们筛选和确定了条目，并约请数百名学者撰稿，他们的学术专长堪称当今经济学各个分支和各种观点的代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第1页）。除前面列举的代表著和论文以外，塔洛克还著有《关于政治数学》（1967年）、《私人欲望、公共途径理想政府范围的经济学分析》（1970年）、《收入再分配经济学》（1983年）、《新联邦拥护者》（1994年）、《非人类社会经济学》（1994）、《寻租》（1994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论投票》（1998年）等23部著作和几百篇论文，它们主要涉及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法和经济学、生物经济学等领域。译者简介李政军：男， 1963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江津区。分别于1988年、1997年在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和《财经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和译文三十余篇，其代表性译著《寻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寻租理论的译著。李政军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博士生。[ 本文摘录：杨原平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2:6 和合本)We do, however, speak a message of wisdom among the mature, but not the wisdom of this age or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who are coming to nothing. (1 Corinthians 2:6 NIV)IN CHRIST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