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张颐武：“打工人”是一种新的认同，内核是奋斗精神

_本文原题：张颐武：“打工人”是一种新的认同，内核是奋斗精神
@文/本刊实习采访人员曹珊珊
【中国青年杂志|张颐武：“打工人”是一种新的认同，内核是奋斗精神】“打工人”火了。
话题“‘打工人’梗为什么会爆火”微博阅读量高达5.1亿，打工语录处处可见：
“早安，打工人！”一群睡眼惺忪的青年挤上早班地铁，在朋友圈里互相打气。
。“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 ”一群初入职场的青年拿到第一笔工资，暗自下定决心。
“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 ”一群“996”的青年在寒风里骑着单车，感慨生活不易。
还有一群金领、明星自嘲“打工人”被喷……
“打工人”到底是谁？“打工人”为何能引起那么多青年的共鸣？“打工人”到底反映了时下社会的一种什么趋势？近日，《中国青年》采访人员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聊一聊“打工人”爆火背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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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打工人”并非社会失落者
《中国青年》：您是如何定义“打工人”的？
张颐武：虽然工资有高有低，职务有大有小，但只要不做老板、没有资产，并且以薪酬为生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叫“打工人” ，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社会群体的总体的代称。我们这里说的“打工” ，包含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所以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都是“打工人”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打工人”基本上指的是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后备军。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中等收入的“打工人”行列中，包含了更多收入较高的体力劳动者。反而现在很多简单的白领工作，往往可替代性比较强，起薪往往比体力劳动者还低不少，这一大部分白领群体也在“打工人”行列。但总体而言， “打工人”所代表的中国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后备军是在扩大的。
《中国青年》:听完您的定义，我想到网上一句点赞很高的评论， “打工人是起早贪黑，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辛苦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追求，在屈辱中努力表现倔强” ，您觉得和您的描述吻合吗？
张颐武：我认为“起早贪黑”确实说明了当下打工很辛苦，比如现在很多人是“996”工作制，但工资是否微薄就要分情况。很多程序员说自己是“打工人” ，而他们的薪酬在整个社会都是偏高的。所以并不是说薪酬非常低的人才叫“打工人” 。
尤其是我们过去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体力劳动者，实际上现在的工资并不低，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月薪过万并不少见。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工人工资上涨的趋势显而易见。
“在平凡中透露着追求，在屈辱中努力表现倔强”也算是贴切，比如大部分打工语录虽然有自嘲，但还是暗含着一种向上的、不屈的力量，比如“打工人都是人上人”“世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太阳，一种是打工人努力的模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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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看似“打工人”收入高了，也很励志，但也有人说， “在这场‘打工人’自嘲的狂欢中,真正的底层打工者却失语了。 ”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张颐武：“打工人”本身就不是一个社会底层或者社会失落者的概念。虽然“打工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但总体而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问题，在中国打工还衣食不保的人相对来说已经非常少了。
我认为不排除有底层“打工人”失语的情况，但是真正底层的打工者，人数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比如以前很多社会底层是来自农村的体力劳动者，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农村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薪酬也有了很大提升，体力劳动者收入显现出和发达国家趋同的趋势。比如在美国，汽车修理工的平均年薪差不多是银行出纳员平均年薪的两倍，而大货车司机的平均年薪是银行出纳员平均年薪的将近3倍。有数据统计指出，过去41年里，中国蓝领工人年薪收入增长了150倍。今年一季度，中国货运司机平均月薪提升到了9444元。所以说真正底层打工者失语了，可能是因为这群人少，中国低收入的底层打工者群体在缩小。分页标题
让“打工人”不安的是资产和上升等压力
《中国青年》：一些高收入的金领、明星自嘲“打工人”被喷，互联网圈子也流传着一句话，叫作“你一定要努力打工，毕竟只能打工到35”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颐武：第一，即使是金领或者明星，他们的压力也很大。互联网企业虽然薪酬高，但是做程序员跟运动员其实有点像，是年轻人的职业，年纪大了能力就会减退。程序员也面临着上升空间有限的问题。越是好的岗位越是有限，竞争更加激烈，所以职业不安感会很强烈，到35岁遇到瓶颈是必然。想要更有名，创造更多的价值，无论是什么职业，这种压力是大部分人所共有的。
第二，社会向上发展的空间实际上是有限的，各行各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明星经常面临着如何挤进一线，一个公司所有的高层也只能有一个人升任CEO 。所以说， “打工人”这个心态，在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广泛存在，包括高收入的行业，金领、明星自嘲是“打工人”、程序员有更强烈的危机感，都不是无病呻吟。
《中国青年》：您最初就定义了“打工人”是没有资产的人，这个跟危机感的产生也关系密切吗？
张颐武：是，事实上， “打工人”是对比有资产者而存在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资产。当下社会有一部分拥有资产的人，比如在国内很多城市有通过拆迁致富的情况，这类人还不少，不用打工就能衣食无忧。
还有家庭资产优渥的人，也不需要像“打工人”一样去奋斗。前些年有个梗说， “如果我做明星不成功，我就不得不回家去继承家产了” ，这其实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所以“打工人”如果没有资产保证，那么不管收入高低，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是“打工人”共同的心态。
《中国青年》：正因为压力大，可能更乐于过“双十一”？很多年轻人现在“白天是“打工人” ，晚上是尾款人” ，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
张颐武：年轻人，特别是现在“Z时代”的年轻人，有很多来自有财产、有小钱的普通家庭，生活标准并不低，在“双十一”疯狂购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但这种来自家庭的比较小的经济支撑，很多年轻人觉得远远不够。家乡可能有两三套房，但留在北京工作生活，他即使卖了家乡的所有房子，也买不起北京的一套房，所以他仍会觉得是在“打工” ，一边要节省，一边还要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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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时做“打工人”和“尾款人”并不矛盾。做“尾款人”其实是为了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要省钱。那“打工人”一方面说是要节省，一方面是要努力提高生活质量，这两者都反映了年轻人自我实现不足、更要追求实现自我的心态。
奋斗精神是“打工人”文化的内核
《中国青年》：您觉得“打工人”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张颐武:实际上我认为，奋斗精神始终是“打工人”文化的内核。虽然很多段子里“打工人”在自嘲，在反讽，但比如“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早安，打工人”等，这些段子里其实蕴含着一个很强的向上的愿望，几乎所有“打工人”段子里边都一致地呈现出无论怎么样，都要为自己生活打拼的态度，这种拼搏奋斗的心态在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在延续。
当然这个“打工人”文化里也包含着各种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打工人”觉得自己的保障不够充分，上升竞争的压力很大，这些段子里焦虑感也是很明显存在的。
《中国青年》：您觉得中国的“打工人”和西方的上班族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张颐武：现在西方有很多年轻人认为社会不公平。很多研究都证明西方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和“50后”“60后”这些婴儿潮一代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年轻人的被剥夺感更强。尤其“千禧一代”“Z时代”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财富大都被长辈掌握了，因而感到愤愤不平，比如在美国，支持桑德斯或者极左派的年轻人数量相当稳定。分页标题
中国年轻一代也有类似的心理，觉得老一辈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快的阶段，现在上升渠道少了。这种希望改善现状、获得更美好生活的心理，实际上是全球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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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西方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中国年轻人虽然也有这种抱怨，但基本上还是愿意努力去打拼的，而不是直接“躺平” 。现在中国不少年轻人20多岁还在大学读书就开始创业了，两三年卖掉了公司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甚至可能还多次创业成功，成为了不起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这说明中国发展还没有到底，有向上发展的空间，所以年轻人依然可以充满希望，觉得我只要努力干，一定能上升。
从那些流行的“打工人”段子里，我们也看到，年轻人更多的是在吐槽自嘲，但并没有强烈的怨气。所以说，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还是积极向上的，年轻一代自嘲的同时仍然觉得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青年》：您曾提到，社会应该给予“打工人”更多的关怀，您觉得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呢？
张颐武：总结起来， “打工人”面临两个“不足”：一是事业上实现不足，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很多“打工人”对自己的期许都很高，但是社会只有有限的上升空间，所以大部分人在事业上有不安感；二是“打工人”在生活上完成不足，其实就是对物质条件不满。比如说对于很多“北漂”年轻人来说，他们就希望在北京有一套房。
所以社会给“打工人”的关怀，一是心理上的关怀，让“打工人”在精神上有更多的出口，获得安慰，比如设置更公平的竞争机制，让“打工人”能看到上升的渠道。另外一方面，在物质上也要给予“打工人”更好的物质保障和福利，比如北京现在推出的这种价格相对便宜的共有产权房。这两方面都是社会需要不断地去关怀，需要长期努力的。
网络快餐时代，很多流行语半个月就没了，但我觉得“打工人”的段子还会不断地衍生，因为它触动了社会心理上一个非常敏感的部分，也有非常广大的社会群众基础，引起的共情非常多。 “打工人”的爆火说明我们社会仍然具有向上的动力，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重视自身的问题，对我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如何关怀年轻人具有借鉴意义。
监制：皮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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