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七月，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之下，率领大批文武大臣和几十万明军，御驾亲征瓦剌也先，抵达宣府之后继续进军。八月初一，明英宗来到大同，史料记载，这一天的太阳周围显现“戟气”，不久大同又突然降下大雨，让人生出不祥之感。明英宗的想法是继续北征，但驻守大同的太监郭敬秘密劝说王振，万万不可继续前行，应该迅速退回北京为妙。明英宗终于害怕了，任命广宁伯刘安为大同总兵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大同返回，一路之上风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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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说，太监王振是蔚州人，很想趁着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请明英宗顺便到自己的故乡走一趟，给自己增添一份荣耀。所以他劝明英宗在返回时不再经过宣府，改走南线，经过紫荆关回北京。而且这条路线可以避开蒙古军队，更为安全。但是走出一段之后，王振又担心大军践踏农田，决定仍然走宣府、居庸关一线。另一种说法是，大军选择走南线，但辎重依然走宣府一线，结果被蒙古军队拦截，于是明军重新走向宣府。如此一番折腾，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八月初十，明英宗退回到宣府，稍作停留继续赶往北京。八月十三日，瓦剌军队追上明军的大队，负责断后的恭顺侯吴克忠力战而死。明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五万精兵赶去救援，朱勇是当年朱棣爱将朱能的儿子，薛绶是蒙古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明英宗派七十五岁的英国公张辅带领这支援军。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明英宗此时能拿出的最精锐的力量。结果这一支明军在鹞儿岭被瓦剌军队伏击，明军大败，朱勇战死，薛绶射光了自己的箭，手中只剩一只空弓，仍然拒战不止，最后被敌军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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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忠、朱勇等人奋战的同时，明英宗的大营一路奔往北京。《殊域周咨录》中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原本打算进入怀来城，但还有一千多辆辎重车落在后面，王振决定扎营等待。此时他们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路，而且天色未晚。最要命的是，王振等人选择扎营的是土木。明军上下人困马乏，结果发现营中地势较高，无处取水，最近的一条河在十五里之外，而且已经被瓦剌军队抢占。于是明军在营中掘井，向地下挖掘两丈多深都不见水。第二天，瓦剌军队越聚越多，形势越来越危急。不过，明军火力强大，结好营阵之后，瓦剌骑兵其实是无可奈何的，贸然进攻必定代价惨重，还不一定能占便宜。他们必须等待明军运动起来，才能让自己骑兵的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于是也先下令退兵。此时的明军将士又渴又乏，一见形势缓和，人心思动，明英宗草率下令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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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相持时，从静止防御状态转变为运动、交战状态的时候非常危险，因为这种时候会有很大程度的混乱，尤其是几十万规模的一支军队，巨大的混乱没有人能够弹压。也先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混乱，于是掉转马头，趁机从四面掩杀过来。乱成一团的明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毫无抵抗之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溃败过程中，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等大批公侯、将领死于乱军之中，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以下一百多位文臣也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其中也包括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几十万明军死难、溃散，明英宗被卫士簇拥，试图冲出重围，最终失败，自己和随身携带的豪华仪仗都被俘。瓦剌人一下子得到无数的华丽财物，他们哪里见过这些东西？自然大喜过望。正统十四年瓦剌的大规模来犯，气势雄大，但瓦剌军队没有攻城克坚的能力，明军只要依托城池和火器进行防御，完全可以抵挡住他们的进攻。如此相持下去，瓦剌就难以支撑，只能退兵。所以说，明英宗的这一次亲征虽然继承了父亲朱瞻基和曾祖父朱棣的亲征传统，但除了给前方将士增加压力和麻烦，其实意义不大，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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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明军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对蒙古军队有过惨败的记录，比如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分路北征，都遭受重大挫败。朱棣时代的胪朐河大败，邱福为首的军前统帅被一网打尽。但那些都是主动进攻过程中的挫败，地点也是在遥远的塞外草原。而土木之败完全不同，从本质上说，它是被动防御过程中的一次大失败，明军在自己境内被全歼，皇帝成为战俘，史所罕见。于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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