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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1983年、1988年，两辆铜车马先后完成修复，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翻过路边的烂砖烂瓦从1974年到退休，袁仲一先后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发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第二、第三号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袁仲一说： “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马1400多件，包括骑兵造型116件、马造型116件、战车造型89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四个小阵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他一边说，一边学着陶俑的样子，站姿神情模仿的惟妙惟肖。他说：“这么多年了，我和他们有很深的感情，时间长了就想去看看，只要站在俑坑边心就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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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准备建的“中军”。一、二、三号兵马俑军阵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迹，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袁仲一总能捡上几块陶片，发现陶器、砖瓦上的文字。这些年他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他笑着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整天在那里翻垃圾。其实，那就是我！路边的烂砖烂瓦，我都翻过。”《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编》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捡出来的。希望通过现代化手段了解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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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俑考古队队长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再到后来退休，袁仲一与秦俑、秦陵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也被人们誉为“秦俑之父”。问及他对兵马俑发掘工作有什么遗憾？他笑着说：“对考古没有遗憾，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做法和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找到了沉睡的‘底下军团’，用中国人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世界遗产。”但他也坦言，对博物院的建设是有遗憾的。“当年修建一号坑保护大厅时，顶部的一根横梁造价30万元，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能拨付的专项资金很有限，为了修一号坑的保护大厅，陕西省东拼西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为了省一根横梁的钱，一号坑保护大厅在设计上做了取舍，有一部分遗迹没有包含进来。”袁仲一说。如今，袁仲一还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名誉馆长，建院40周年的时候他还去做了讲座，很多年轻的“秦俑人”将他奉为心中的丰碑。他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他说：“这些年他们掌握了很多新技术，秦俑是宝库，年轻人在兵马俑的彩绘保护和修复中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新方法，他们发现了秦俑身上的中国蓝和中国紫，也为陶俑建立了数据库，这对修复工作帮助很大，让兵马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看看秦陵里面是什么情况，也不枉我和它们做了一生的朋友。”在袁仲一的心中，2000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是十百为群、千万成阵的千军万马，这凝聚着秦人摇山撼海的勇气，这也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的时代精神。 文/采访人员 张佳 图/采访人员 张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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