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钱穆都认为 ， 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 。 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 ， 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 。 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 ， 还开创了科举制 。 陈寅恪说 ，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 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 ， 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 ， 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 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 ， 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 同样是世家大族 ， 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 ， 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 。 同样是经学 ， 北朝重实学 ， 南朝重玄学 。 同样是儒生 ， 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 ， 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
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 ， 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 。 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 ， 也从未含糊过 。 这比东罗马强 ， 拜占庭存在1000年 ， 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 。 而东晋南朝272年里 ， 北伐有10余次 。 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 ， 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 。 虽然都未成功 ， 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 。 在华夏大地上 ， 任何统治者 ， 谁要放弃了大一统 ， 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
▲出土的北魏陶牛车
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 ， 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 。 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 ， 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 ， 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 。 “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 ， 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 。 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 ， 而是看文明看制度 。 即便是汉人 ， 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 ， 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 。 西汉初期 ， 没有“汉人” ， 只有“七国之人” 。 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 。 自汉武帝之后 ， “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 。 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 ， 形成了“大一统汉制” 。 从此 ， 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 ， 就成了“汉人” 。 可以说 ， “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 。 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 ， 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 ， 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 。 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 ， 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 。 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 ， 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 。 五胡主动汉化 ， 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 ， 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_原题：军事占优、人数占优的五胡为何主动选择“汉化之路”？）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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