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丁：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情谊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是一员主将，两人并肩携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陈独秀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而胡适仍旧信奉自由主义，两人长期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分道扬镳。可是，两人的友谊却并未间断，甚至相伴终生。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的这批信札恰恰见证了两人从亲密战友到渐渐疏离又惺惺相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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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陈独秀与胡适的结缘是从《新青年》开始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留学。陈独秀通过老朋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胡适寄赠了杂志并约稿。此时，胡适正在留学生中发起白话文运动，积极倡导新文化，这与陈独秀的主张不谋而合。陈独秀非常看重这位早有文名的同乡才子，不断通过汪孟邹向胡适表达约稿之意。 “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鍊将穷于应付也。 ”（汪孟邹致胡适书信， 1915年10月13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265页）次年2月，胡适赶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附信寄给了陈独秀。 8月13日，陈独秀回信表示“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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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摄于1921年
从此，远在美国的胡适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与陈独秀两人遥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紧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1917年7月，胡适回国，即应陈独秀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成为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无论是在北大的教育改革，还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诸方面，二人密切合作，引领着国内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外尖锐的政治问题摆在了陈独秀、胡适等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面前，《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逐渐暴露出思想上的分歧。（耿云志：《胡适与陈独秀》，《安徽史学》1985年第2期）在上文所述编辑同人关于《新青年》未来命运的争议中，陈独秀接二连三地给胡适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复争取胡适等曾经的战友。事实上，在陈独秀的眼中，胡适既是北京同人的代表，又是可以商量事情的密友。
在1920年5月11日的信中，陈独秀甚至一改自己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对于胡适保守的态度表示理解和支持：“附上《正报》骂你的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实在可惜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那更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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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他再次给胡适写信，劝胡适就任安徽省教育厅长。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这场关于《新青年》编辑事务的争论最终以胡适等北京同人退出，陈独秀在上海另起炉灶而告终。此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周旋于共产国际和国内各派势力之间，忙于建党和党内事务，胡适则继续信奉他的实用主义，两人已经不在一条船上，思想上难免不发生冲突。比如关于联省自治的争论，胡适主张联省自治，陈独秀则坚决反对；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陈独秀主张唯物史观，胡适主张唯心史观。即便如此，他们两人并没有断绝交往，或写信，或见面，在牵挂与争论中延续着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