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讲究门第，但为什么晋元帝中兴四佐无一人是世族，都是草根？( 二 ) 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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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朝臣
众所周知，晋元帝“中兴” ，其时朝廷辅佐如王导、郗鉴、顾荣等南北世族领袖、流民帅，可谓俊彦济济。为何刁协等四人能脱颖而出，荣膺如此美誉？
论及其中缘由，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当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典型门阀政治体制。以司马睿为首的西晋宗室，并无独力建国的能力；以王导、顾荣为首的南北世族，之所以拥戴司马睿，一则看重他晋朝宗室的身份，二则自身威望不高，难以实现登高一呼四海归附的效果，因此不得已拥戴晋元帝，以“中兴”为号召，凝聚江南官民，齐心协力与北方的匈奴、羯等异族抗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元帝“中兴” ，是皇权不完整的“中兴” ，王导、顾荣等南北世族，更多的还是注重本家族权益在江南地区的保全与最大化，而不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驱逐鞑虏、恢复晋朝河山。
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东晋建国后，皇室内部、皇室与世族、世族与世族、世族与流民帅之间的各种权争轮番或交错上演；为何锐意北伐，收复失地的祖逖处处受掣，以至郁郁而终，北伐毁于一旦；为何庾亮、桓温等发动的“北伐” ，往往流于形式，多以失败告终。
因此，出身寒微的刁协四人，既无门荫可依，只能凭藉自己的能力及对皇帝的忠诚，逐渐跻身高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皇权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四人才会尽心尽力地辅佐晋元帝，不遗余力地推行强化皇权、抑制世族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打破了皇权与世族间微妙的权力平衡，遭致权益巨损的世族嫉恨，最终酿成王敦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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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推测，与刁协等四人或堪称同志的殷融心目中，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堪称社稷之臣，皇帝之佐，绝非王导、王敦等只顾家族私利，甚至起兵犯上之辈可比。因而，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为刁协平反，并褒誉四人为“中兴之佐” ，毫不留情地将王导等虽托名重臣，实则国贼之辈排斥于外。晋成帝、庾冰等对此虽心知肚明，但时移境迁，人物代谢；王氏家族已被庾氏家族取代；利益攸关方或死或隐；皇室、世族相互牵制、依存的联合共治的门阀政治格局，势难逆转；因此，晋成帝及世族对“中兴四佐”的称誉，心照不宣地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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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兴四佐”为何后世名声不显？
为何无论是东晋中后期，还是后世， “中兴四佐”的事迹并未广泛流传，为人熟知呢？文史君推测，当有以下三个缘由：
一是如前所述，东晋中期，由于皇室与世族逐渐实现了权力分配、共享的微妙平衡，因此，门阀政治体制逐渐稳定、巩固。无论皇室，还是世族，均对晋成帝欲皇权独尊，进而激化皇室、世族权争的往事讳莫如深。众世族虽出于自家门户利益考虑，联合皇室挫败了王敦为使王氏独大而发动的第二次叛乱，也不得不违心认可皇室对周顗、戴渊、刁协的平反与追赠。虽然，这是世族妥协的底线所在，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对刁协四人的作为不耿耿于怀。因此，他们绝不会容忍皇室大肆褒扬刁协等人，绝不会允许刁协等人的事迹在朝野传颂，更不会允许朝廷中再出现刁协辈的臣子。久而久之，刁协等人逐渐被时人、后人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