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共同认知和意识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 。
它使个人的愤慨集体化 ， 激发集体行动 ， 同时用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 。

7、法性 。
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 ， 使人们形成对其本身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 ， 1998：109-11） 。
那么 ， “集体行动框释”是如何形成的？它以什么为基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 ， 这种“框释”是“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社会行为者、媒体、社会成员共同对事态进行解释、定义和提练”（Klandermans， 1997：44） 。
在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 ， “框释”的建构 ， 主要依靠公共话语的形成和说服性的沟通 ， 而集体行为的发生 ， 有赖于人们提高对问题的共同意识 。
（同上 ， 1997：45-52） 。
但是 ， 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提到的“社会运动 。

【国企|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8、”并不完全相同 。
西方学者通常把社会运动被定义成“一种集体性的挑战 ， 它以共同的目的和社会团结为基础 ， 通过精英、反对者和权威的持续性的互动表现出来”（Tarrow ， 1998：4） 。
本文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 。
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gathering ） 。
由于这种活动基本上发生在一个没有公共辩论、共识动员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下 ， 工人缺乏可供解释自身处境和定义自身权利的的另类的观念资源 。
因此 ， 同旧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即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念就成了愤怒的工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根据 。
也就是说 ， 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框释的基本要素 。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可逆转 ， 但官方从未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以及工人阶级地位（“主人翁”）的说教 。
以官方的说教来证明现实的不合理并进行抗议 ， 是许多社会中弱势群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方法 ， 因为官方很难公开反对来自本身说词的那些主张 。
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O Brien， 1996：31-35） 。
但问题是 ， 这种官方的说词与实际的市场经济关系已毫不相干 ， 以那些过去的观念作为权利的根据 ， 已经不现实 。
它反映了工人的怀旧情绪 ， 同时也说明 ， 工人抗议改制时 ， 除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外 ， 没有其它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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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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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国企|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