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当慢性病走向低龄化，数字医疗正崛起( 二 ) 广东|病例|新冠肺炎|报告|科威

糖尿病看上去并不可怕，但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却十分严重。数据显示，得病10年之后80%的人都会有并发症：
其中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是最高的，而一半的糖尿病人则会有心脑血管病并发症；
其次是肾病，并发比例为10%以上；另外，95%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会视网膜病变，失明几率高出常人25倍。
“很多慢性病患者知道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但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是好的，什么样的饮食该吃、什么样的饮食该戒。甚至饭后、药后是否能运动、怎么运动都不知道。”孙香兰说。
在这种情况下，靠治疗只能治标，长期看很难治本。而慢性病患者最重要的就是从生活习惯开始做好保健。
这让她想到10年前自己在哈佛求学时经历的一幕：作为世界第一所糖尿病的专科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Joslin糖尿病医院里竟没有病房。
哈佛大学附属Joslin糖尿病医院除了科研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科室是门诊——门诊医生为糖尿病患者做诊疗，并进行健康教育，指导保健和治疗；此外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对病人做经常性随访，类似于家庭医生，为病人做测量数据的解读、饮食用药指导等。除此之外，不仅没有病房，连其他的后勤保障等功能也可以节省。
作为一种常见慢性病，糖尿病的发病和治疗都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慢性病和普通疾病的最大不同是，慢性病需要病人自己长期的调理和保健，而普通疾病是通过吃药、手术等治疗方法在短期内治愈病症。
如果把这种方法在国内稍作改良并用于对慢性病患者的管理，这将让更多人受益。
医生最好的“手术刀”是共情心今年初，在一场父母商学院课程上，孙香兰与赵译梵相识。
孙香兰见到赵译梵的第一眼，就觉得两人特别有缘分。
此前赵译梵曾有过一段互联网创业经历，有丰富的新媒体和互联网经验。因为共同的兴趣，两人越聊越投机，慢慢两人聊到各自的一些职业困惑，她们突然发现，两人各自过往的经历正好可以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用互联网、新媒体手段，通过数字疗法做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尽管不是医生出身，但赵译梵对跟孙香兰的观点十分认同。在互联网行业创业数年，她看到，一些20多岁的员工在体检时，身体还不如他们的父母——加班熬夜、饮食无规律等等不良生活习惯，正在摧毁年轻人的身体。
他们急需一个专业的医生做长期的健康指导。
比如说，一名患慢病者可能看不懂他的体检表，这时需要有专业的人给他分析哪项指标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此外慢病患者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饮食、用药、锻炼指导，这些都需要专业医生的长期辅助，没有耐心是完不成的。
过去人们的印象里，医生都是“板着脸、高高在上的”，越是知名的医生，越难以接触。想让这些有专业能力的医生给普通患者长期做慢性病的健康指导，似乎很难。
但孙香兰不同。“一般的医生很少会给患者看病后留下自己的手机、微信等重要联系方式，但孙医生不同，她真的把患者当朋友。”赵译梵说。
有一个例子让赵译梵印象深刻。她曾经看到，一些患者会特意挂孙香兰中午十一点半的号，就是为了给她带上一份午饭。因为他们知道，“孙医生为了多给几个人看病，一般中午都很晚吃饭，经常医院餐厅就没有饭啦”。
孙香兰对此解释称，她见过太多从外地赶来看病的人，“千里迢迢从乡下坐车到省城医院看病，有时候到了中午马上看完了，碰上医生下班就要再等一下午，很可能耽误家里的事。”为了不耽误病人家里的事，她就省出自己的吃饭时间给病人看病。
这种与患者的共情感，是当下许多医疗服务中最缺的东西。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一方负责把晦涩的医学知识更通俗地讲出来，指导患者预防和治疗慢性病，另一方则负责运营，并探索用数字疗法为慢性病患者做健康服务。
如今孙香兰不仅用短视频等方式每天科普慢性病相关知识，她的朋友列表也扩大了数倍——其中新增的大部分都是前来咨询的慢性病患者或患者家属。
合作三个月，模式已渐跑通，而且还给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实现服务模式的升级。
这对孙香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之余，她参加了卫健委组织的“西学中”人才培养计划，利用空闲时间将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理论及实践两年半。她说，这不但应了自己的兴趣，同时也顺应了患者的需求。
新冠疫情以来，保健养生几乎成了全民话题。在病毒肆虐的环境下，身患慢性病的人身体更弱，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但好在，病毒也让更多人意识到慢性病患者需要科学的慢性病保健治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