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评价（我们一家住在哪里） _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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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姆，监视着我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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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中的女士，名叫Kati Marton，中文译名为卡尔.马顿。她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美国移民，是美国知名的作家和采访人员，曾经担任国际妇女健康联盟主席，保护采访人员委员会主任等等职位。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回到匈牙利，回到她出生并度过童年岁月的布达佩斯，在尘封的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匈牙利秘密警察跟踪她们一家人的详细档案记录，她将这些档案编辑成一本书：《布达佩斯往事》，一段家族往事和匈牙利冷战历史就这样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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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顿的父母，是著名的采访人员。两人都供职于美联社，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看到的关于匈牙利的新闻报告，有很多都是出自她父母之手。正因如此，她的父母被以间谍罪抓了起来，坐了几年牢，卡尔.马顿被政府安排的人员进行抚养。在此之前，秘密警察对这一家人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在这家人的周围布满了告密者和眼线，连她的保姆，都是秘密警察的人。
保姆为秘密警察做事，将这家人在家中的一举一动上报，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卡尔.马顿有一次就见到保姆哭着对父母说：“如果我不为秘密警察办事，就不能在布达佩斯工作” 。卡尔.马顿的父母表示理解。
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身为苏联阵营的匈牙利，境内布满了直接归斯大林指挥的秘密警察，也就是现在俄罗斯克格勃的前身。
秘密警察在匈牙利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告密网络，有招募来的自愿告密者，也有被强迫的告密者，任何被秘密警察找上的人，总会在他们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下屈服。
卡尔.马顿当时还小，她并不清楚身处的布达佩斯是这个模样，她只记得，父母被秘密警察带走后，她有一年时间没见到母亲，两年时间没见到父亲。政府特意封锁了她的消息，让她的父母在狱中煎熬。直到她打开那些档案，才明白父母当时的处境。
当听到自己的案件将被无限期拖延审理下去的时候，父亲哭了，“当时他扑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 。这位曾经在英勇抗击过纳粹的媒体人，此时已经频临崩溃。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卡尔.马顿吃了一惊，因为她从没有见过父亲哭泣，她会让想起父亲生前和她讨论一首钢琴曲，父亲评价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卡尔.马顿心里纳闷：“从不哭泣的父亲怎么知道”？直到看到了这些档案，卡尔.马顿才明白了父亲话中的意义。
像父母这样被监视、抓捕的人，在当时的匈牙利有很多。1948年，匈牙利有65名正式的外国采访人员，由于逮捕、潜逃、恐吓，到1953年仅存3名。
在匈牙利和苏联政府看来，这些吃饱了没事乱写东西的人，都该死。在强权之下，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仿佛置身无尽的黑暗，直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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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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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人民想起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裴多芬。就是那位写下了著名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人。
许多人借着对裴多菲的纪念活动走上了街头，在高唱着裴多菲的诗句之后，人们推倒了广场上斯大林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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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秘密警察出动了，激烈的对抗之中，本来和平的游行活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动。上百名群众被射杀，许多警察也被抢夺了武器，警车被推翻，警察局被占领，拿起武器的人们失去了理智，不仅射杀警察，还射杀来了许多的无辜者，死伤进一步加大。
眼看着局面控制不住，苏联军方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街头，很快，暴动被镇压了下去，为了平息风波，当局将很多“异见人士”释放，其中就有卡尔.马顿的父母。
卡尔.马顿的父亲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带着全家移民美国。因为这场风波，使得一段时间内当局的管控力度放松，许多人趁机拿到了移民签证，一走了之。
卡尔.马顿的父亲，曾是一名勇敢的新闻采访人员，在纳粹时期，他依然用自己的报道与之抗争，为国家民族的希望而奋不顾身，然而，经历了几年的被监视和牢狱之灾后，他变了，变得“自私”了。
他知道，他的祖国匈牙利，只是暂时平息了一场动乱，要求苏联不要干涉的民意被打压下去，秘密警察依然控制着民众的言行举止，或许不久之后，一场真正的大变革即将来临，但现在，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都是那样前途未卜。
他顾不上什么新闻采访人员的理想，不再问国家民族的前途。他两年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他曾以为家人也被抓起来了，小女儿无人照看在外流浪，他曾经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年，如今，家人再度团聚，他不想再冒险。
于是，他和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去美国。
“在美国，没有人再监视我们，我们将于告密者彻底说再见”，他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是去了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无法摆脱监视和告密。
3
在美国
我们收到了“间谍”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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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顿一家人到美国后，在马里兰州安顿了下来，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处在冷战之中，两大阵营互派间谍刺探对方情报。身为匈牙利的知名采访人员，突然间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这不得不引起美国安全部门的警觉。
卡尔.马顿一家人一度被美国安全部门怀疑是苏联派来的间谍，对他们一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就在此时，匈牙利当局也没有忘记他们，秘密派人前往与卡尔.马顿的父亲接触，希望他可以在美国提供情报，也就是邀请他成为间谍。
本以为移民到美国后，一个新的环境里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没想到却一边被监视，一边被不断邀请成为间谍。在他们去到美国的头几年，就处在这样“两面受敌”的情况之中。
几年之后，匈牙利方面在碰壁多次之后，终于自觉无趣，没有再来找过他们，而美国方面也经过几年的监视观察，排除了这家人是苏联间谍的嫌疑，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在卡尔.马顿离开布达佩斯的32年之后，曾经在东欧各国之间编织着告密铁网的苏联，终于日薄西山，彻底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掌控，秘密警察被解散，档案被封存，人们重新开始生活，之前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都心照布宣，再也不提起这段往事，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
直到卡尔.马顿成为采访人员之后，重返故乡布达佩斯，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些监视档案，她就像看童年回忆录一样津津有味地阅读着，详实的记录使她回忆起那些遗落的童年：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上午10点5分，(马尔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住是他最喜欢的泡泡棉)和他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10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小女孩，离开商店。11点43分，马尔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中午12点20分，马尔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茨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尔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13点20分，马尔顿和他的小女孩开车去杜那旅馆。他们坐在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对于一个人的监视，有着如此事无巨细的记录，这让卡尔.马顿感到不寒而栗。这还只是一家人外出时被监视的情况，回到家中，还有一位充当告密者的保姆。
这样的社会，没有人值得相信，你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到处都是监视你的眼睛，除了你没有说出的思想，你的谈话、写作、聚会、演讲、授课都被秘密警察记录，随时调取，检查你是否为危险分子。
秘密成为了权力最恐怖的手段，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人自危。
人们变得焦虑、脆弱、冷漠，成为了一颗颗孤立的原子，相互猜忌，内斗消耗。在强权面前，人们卑躬屈膝，不敢表达真实的意见，有时甚至为了得到强权的青睐，争着去告密揭发。
所以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有20万匈牙利人舍弃家园逃出去。谁又愿意活在监控之中，谁又愿意时刻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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