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 , “剧本杀”已成为年轻人线上线下社交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 , 但随之而来的是 , “剧本杀”行业中盗版、盗本、洗稿等著作权侵权问题频发 , 对玩家体验和行业自身发展都造成不利影响 。 有的作者将自创剧本全稿寄给发行方 , 但只收到了对方未盖章的保密协议 , 后被对方注册版权并预售 。 一些店铺宣称官方正版授权 , 而一本剧本的售价仅有几元 。 (《法治日报》4月9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盗版肆虐的尴尬局面 ,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创作者一方的弱势地位 。 客观上看 , 随着行业的火热和大量创作者的涌入 , “剧本杀”的发行方逐渐占据主动权 , 收稿时往往只接受全稿 , 还会附加各种限制 。 尽管创作者可以签订保密协议 , 让剧本不至于被“鲸吞” , 但现实情况是 , 发行方往往拒绝“白纸黑字” , 创作者只好“忍气吞声” , 继而便是一番暗中运作 , 让他们的智识劳动成果化为泡影 。
【现实情况|“剧本杀”屡遭盗版 维权要有硬手段】面对侵权 , 创作者并非绝对无能为力 , 法律也赋予了他们维权的途径和方式 。 不过 , 在现实语境中 , 的确鲜有创作者诉诸法庭维权 , 而成功的维权事例也不多 。 究其原因 , 一些创作者既没有版权登记 , 也没有电子存证 ,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被侵权时维权困难 , 但一个更加真实的原因是 , 版权维权周期长 , 且成本不菲 , 而单个剧本的价值不高 。 如果有维权的精力和时间 , 结果还不甚明朗 , 倒真还不如另外写个剧本“回血” 。
要破解这一困局 , 增大违法成本 , 降低维权成本是最大的关键 。 多年来 , 针对侵权盗版现象 , 业界一直在呼吁提高侵权赔偿额度 ,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 值得肯定的是 , 从2019年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 到2020年最高法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 推动了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 。 修改著作权法 , 正式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 , 可以适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 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 , 应该说已经增大了违法成本 。
而在降低维权成本这件事上 , 现有状态仍需改观 。 目前来看 , 导入知识产权商业维权模式 , 或许是一条相对可行的道路 。 通过知识产权商业维权 , 可以协助著作权人进行维权索赔 , 并解决诉讼前期的成本问题 。 当权利人外包后 , 由对方承担相关费用 , 权利人获得侵权赔偿分成 。 不过 , 这种模式也面临“诉讼敲诈”的指责 , 需要加强规范引导 。
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 可以集合众多会员的版权 , 通过“一揽子”授权方式 , 为使用者解决海量作品授权问题 , 继而代表众多会员进行集体维权 。 这种维权模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个体维权成本 , 解决众多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版权纠纷 。 据报道 ,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个人会员已达4万多人 , 团体会员数百家 , 各协会收取的版权费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剧本杀”创作者走集约化维权道路的可行性 。
保护著作权离不开立法、司法、执法等多种手段 。 要为创作者“撑腰” , 新形态的知识产权更应创新维权方式 , 摆脱盗版阴霾 。 与此同时 , 作者本身也应增强依法维权的意识 , 进行版权登记 , 留好创作证据 。 唯有如此 , 才能在遇到侵权时不吃“暗亏” 。
刘婷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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