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朱元璋杀了15万贪官，为何还是制止不了贪官？( 二 )

东厂和锦衣卫之间功能相似、权利相当，从建立之初就决定了二者必有纷争，明朝官员有些为了权势选择站队，另一些则在威逼利诱之下也选择了服从。
这些站队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东厂和锦衣卫中的大小官吏最大的油水都来自这些外围官员的“孝敬” ，那些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则受排挤、难出头甚至遭受诽谤诬陷。
【【历史故事】朱元璋杀了15万贪官，为何还是制止不了贪官？】我们熟知的大政治家、文学家张居正，当年竟然也是得到了时任大太监冯保的保举才得以成为首辅大学士，甚至在成为首辅大学士后想要推行某种政令或进行改革，依旧要依靠冯保的支持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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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这种法外之权除了钻营奔竞、党同伐异、收取贿赂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多人的腐败。
要知道朱元璋治下的明朝官员俸禄极低，维持基本生活又是都会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感，面对上级的层层盘剥、各级官员的人情往来等种种人情走动，穷几乎是绝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官员已经与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别无二致，最后只能落得上级向下级伸手，下级向百姓盘剥的结局。
而且不同于百姓受到的压榨，官员之间的这种供奉是无法回头的，很多人为了一点点的仕途向上级行贿后，既递上了把柄又成了待宰的肥羊，一旦停止供奉，恐怕不仅乌纱不保，还要人头落地。
东厂和锦衣卫的成立初衷的确是好的，也确实为朱元璋掌握朝堂动向提供了便利，但没有辖制的权利让二者成了朱元璋反贪治贪的最大绊脚石。随着朱元璋给予他们的信任增加，明朝的贪腐就愈加严重，以至于最后如同海瑞一般的清官在当时成为了异类，甚至到了无人与其共事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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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建社会里的“小农式”治国
作为草莽出身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优势和缺陷都来自其曾经的平民岁月。
作为经受了多年贪官污吏的压迫的人，他对贪腐之事的厌恶不只是来自贪官污吏对国家的损害，更多的是对百姓的怜悯和对自身遭遇的映射。作为帝王，朱元璋对百姓和官员的态度几乎是天差地别，《天潢玉牒》上记载朱元璋“语及稼穑艰苦,每为涕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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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玉牒》
正是由于对百姓爱得深沉，故而在对待使百姓受苦的贪官污吏时自然就用上了雷霆手段。
明朝的官可是相当难做的，别看朱元璋出身低贱甚至做过乞丐，但他却是个相当爱学习的皇帝，同时接受了儒家学派“德主刑辅”的思想与法家的“重刑”思想，对自己和部下都严格要求，但这时，他小农思想中的弊端便开始展现了。
朱元璋在微末时期受过的苦难让他成为了一个悲观、敏感而又多疑的人，甚至将自己折腾的“日不暇食，夜不安寝” 。这种性格中的狭隘和自私多疑在治国理念中则更为致命。儒家学派将德行当做治国的基本理念，而法家则悲观地认为人的行为与善恶无关，只是本能的驱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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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将二者化为己用之时总是由于对官员先入为主地防备着，将天性中的贪婪无限放大而几乎放弃了对官员的“德育” ，这直接导致了明朝的大多数官员对国家的归属感十分薄弱。
在严刑之下的“不敢贪”与国家责任感驱使得“不愿贪”当然无法相比，可惜的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让后者几乎消失殆尽了。除了有识之士的国家归属感弱外，朱元璋对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其他“泥腿子”功臣也没有进行良好的改造。
明朝初建之时，朱元璋大手笔封了九公五十四侯，但最后因贪腐、暴行等罪名被定罪的就多达有六公三十二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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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大部分都有着从龙之功的优越感，加之从平民百姓一跃而为贵族世家，但思想境界却仍然停留在以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唯一标准的“活不下去就揭竿”的起义军时期，这才有了身份转变后凉国公蓝玉、武定侯郭英这样专横残暴、肆意敛财的唯利是图之人。
对于朱元璋来说，贪腐是一个人天性中的贪婪，但明朝的十官九贪却与他完全的忽视品德教育有着直接关系，放弃劝人向善而是一味地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的天性，这是明朝官员贪腐之风难以压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