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宋高宗组织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开卷笔试( 三 )

那一年，史母六十大寿。出于孝敬母亲，一向经济拮据的史浩，向身边所有亲朋好友都借了钱，风风光光地给母亲办了场“生日会” 。为了还债，他只能孤注一掷，步向科举，意在一举夺魁，解决窘迫现状。
功夫不负有心人，史浩最终于不惑之年以进士之身步入朝廷，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将四明史氏推向荣耀的巅峰。
史浩中举时，南宋与金国的“绍兴和议”已达成。作为推动“绍兴和议”的旗手，权相秦桧在此后几年，风生水起，权倾朝野。随着秦桧的“闻名” ，史浩的叔父史师才也迎来了个人仕途的巅峰。为了让史师才更加死心塌地支持自己，秦桧直接插手史浩的任命，试图以顺水人情将史氏家族的年轻一辈也收归麾下。
结果，史浩不为所动，依旧按照朝廷惯例，服从分配到了浙东的温州做州学教授。
两宋时代的温州，文化鼎盛。在当地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推动下，温州的士大夫向来是天下公认的德行高洁、学识渊博之辈。在温州任上，史浩安心待了七八年，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及政治取向，都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史浩苦尽甘来，被调回行在临安任职国子监博士。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据说与史浩的同乡吴秉信有关。此人向来与秦桧不对付，尽管史浩回京之日，秦桧早已身死，但不得不说，这似乎是南宋朝廷另一次政治选择的结果。
无论此番回京是否涉及政治派系的考量，之于史浩而言，这明显更像是一个弘扬史氏“八行”风范、抬高家族影响的机会。
当宋、金对峙转入常态化时，经济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江山传承比此前任一时刻都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宋高宗的同龄人，史浩有着与君王相似的经历以及“靖康之耻”带来的社会性创伤。这使得他在政务处理上始终能站在同龄人的角度，理解宋高宗的行为，并使后者对自己产生信任感。
随着岁月的流逝，宋高宗愈发明白，自己即将绝后已成事实。所以，立储之事势在必行。
站在为国尽忠的角度，名将岳飞很早就借北方谍报之事，向宋高宗旁敲侧击过立储之事。但碍于岳飞身份的特殊，宋高宗多少会对对方的越权产生芥蒂。同样的问题，到了史浩这边就不同了。
既然宋高宗早先已将赵伯玖、赵伯琮二人收入宫中抚养，说明在皇帝无后的前提下，这两位皇子都有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所以，史浩提议：“普安（赵伯琮）、恩平（赵伯玖）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所望。 ”至于如何确定最终的人选，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考试。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优胜的赵伯琮改名赵昚，被立为皇太子。几天之后，宋高宗退位，宋孝宗赵昚登基，史浩从一介国子监博士兼王府教授，变成了深受新皇帝信任的权臣。半年后，史浩晋封右丞相，走上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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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名相史浩。
与曾经做过副相的叔父不同，史浩对权力之事不太感冒。他才坐上丞相尊座，就着手为冤死的岳飞平反，联络各路豪杰准备来日恢复故土。
不过，史浩心里虽同情主战派，但对于宋孝宗极力推行的北伐之事，却持反对态度。在给皇帝的札子中，他明确写道：“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矧内乏名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总而言之，史浩认为仗还是要打的，但现阶段宋朝并不具备再战的条件，最好是等到“十年之后，事力具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 。
显然，史浩的良言，并不是宋孝宗内心的答案。
由于史浩一再犯言直谏，甚至不惜站在宋孝宗的对立面，他前后两次丞相的任期均不超过一年。在位丞相期间，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值得称道。但史浩毕竟与宋孝宗曾有师生之谊，皇帝与他的私人关系从未变质。
就在史浩第一次罢相后不久，他在仕途上最有出息的儿子史弥远降生了。
为了让儿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史浩结合人生经历编了本《童丱须知》，作为族中子弟的启蒙教材。对于史弥远的期望，他曾说：“某之所期望于弥远者，当思所以称其恩光，不愿其志效一官而自足也。 ”
在史浩看来，史弥远唯有全面发展，才算不负史氏传承，若以仕途升迁为本分，未免格局太小。可惜，从某种角度上讲，史弥远从未令其父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