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里的雾与霾( 二 ) _小知识

国内最早提及“灰霾”的论文作者、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吴兑告诉我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我们原来认为重庆是‘雾都’其实是误解。重庆由于二战的军工开发和建国后的军工建设，一直是严重的‘霾都’，只是过去科学认识水平不够，误认为是‘雾都’ 。伦敦也是一样，它工业化以后就是个‘霾都’ 。我们以前认为能见度恶化都是雾造成的，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霾。”
神州处处是“霾都”
此时，在我耳中“雾都”不再有浪漫神秘的气息，也失去了迷离缥缈的美感，反而变成了刺耳的警报，令我忧心忡忡。我不由想起，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被冠上了“雾都”的名号：2011年10月，郑州连续三天雾气笼罩，早晨能见度更是降到仅有200米左右，被市民调侃为“宛若蓬莱仙境，郑州成‘雾都’”；2011年11月5日，西班牙《阿贝赛报》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首都正在与伦敦争夺世界‘雾都’称号”；2011年11月，乌鲁木齐一周七天有六天都被大雾笼罩，能见度不足100米，有的地方能见度几乎为零，被戏称为“西部雾都”、“雾”鲁木齐；在微博中以“广州+雾都”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四万余条的搜索结果。
我特意查找了一些关于中国近五十多年来雾日和霾日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地区雾日的变化并不明显，那么这些所谓的雾天增多了，实际上都是霾天增多。以广州为例，吴兑认为广州99.9%的情况是霾而不是雾；曾经有媒体报道“北京盛夏季节30℃大雾弥漫”，我们已经知道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标志，夏季30℃的高温条件下，水汽很难有达到饱和的能力，出现的肯定是霾。
霾会造成“雾蒙蒙”之感，是因为它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这主要在于大气中颗粒物的散射、吸收带来的消光作用，而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颗粒物的散射。颗粒物的全体家族称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其组成部分PM2.5在2011年迅速蹿红。
PM2.5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细粒子。按照大小个来排列，颗粒物的家族中还有PM10和PM1，即当量直径≤10微米和1微米的粒子。
PM2.5受到如此重视不仅仅因为它是灰霾的元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极大。在人体中，PM10集中于喉部和鼻内，通过打喷嚏、咳嗽和流鼻涕得以消除；10～2.5微米的颗粒物停留于气管；PM2.5则会深入肺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曾做过一个调研，PM2.5超标后，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医院心血管系统的急诊及死亡要增加1%～6%或7%，高血压病的急诊要增加5% 。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准则》中，PM2.5空气质量准则值为年均浓度10微克/立方米。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世卫组织还设立了三个较为宽松的过渡时期目标值，最宽松的是过渡时期目标：年平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24小时浓度为75微克/立方米，同时24小时浓度超过75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能超过3天。在我国2012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对于PM2.5的浓度正是采用了过渡时期目标的限值，但没有列入“同时24小时浓度超过75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能超过三天”这一条，新标准的严格程度打了一个折扣。
灰霾最少还要持续20年
世界卫生组织对比了全球2003—2010年1099个具体城市地区PM10的年均浓度，结果显示：浓度最低的是加拿大的怀特霍斯、美国的克利尔莱克和圣菲，只有6微克/立方米。根据2009年的数据，中国省会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市PM10的年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排在第824位，北京排在1052位，最差的兰州则排在了1075位，是倒数第25位。
我国的经济发展用3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历程，大气污染也因此就有了积聚特征，被学界称为“复合型污染” 。“复合型污染”就像是人得了综合症，临床症状有许多，PM2.5就是症状的综合反映之一。各种病因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气中有多种污染物，污染物之间还可以互相转换。这种综合症下，如果不摸清所有的病症，盲目地治疗一个症状就可能会加重另一种症状。
毫无疑义，中国的“霾都”已经越来越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多中。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华北、黄淮、江淮、江南、江汉、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这些经济和工业较发达的地区，霾日变化都呈现出增加趋势，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趋势恐怕也很难发生改变。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杜少中曾说：“2030年北京要能达标，就真的算是奇迹了。”而吴兑表示：“欧美治理灰霾到现在经历了50年才见成效，我想我们至少要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