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雾霾的成因与治理( 二 ) _小知识

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建筑扬尘，加速雾霾形成。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正在迅猛地“长大”，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显示，整个国家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工地扬尘导致PM2.5的大量产生。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尘对北京地区PM2.5的贡献率为15%，在秋冬季节，来自建设工地的浮尘和街道的再悬浮尘是土壤尘的主要来源。2012年中国建筑业增加值35459亿元，比上年增长9.3% 。而大部分施工单位环境意识淡薄，环保技术水平落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施工现场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使得建筑施工扬尘大范围飘散，对城市空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由雾霾事件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检讨与反思
中国要走出西方式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治理思路，不仅要找到造成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需要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索造成迷雾的深层原因。
反思之一：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雾霾天气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区域，但却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模式等系统整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西方承袭而来的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雾霾天，还有最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面积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问题。目前中国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临风沙威胁。雾霾天气和水污染使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当我们为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实现经济高增长而自豪时，不要忘记经济学的另一个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惜以环境代价、生命代价而获得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 。至少笼罩在雾霾中的全国100多个城市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黑色的GDP 。而且，需要向全社会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们遭遇的雾霾天，只是我们为这种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经济增长模式付出代价的开始。环保部对中国环境监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将会进入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时期。
反思之二：GDP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增长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不惜牺牲环境和国民幸福追求GDP增长?因为，现代GDP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和逻辑上：经济增长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如何生产得更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物质贫困是社会发展最短那块桶板时，经济增长就等于国民福利的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GDP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处在这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形成的分叉点上。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感受最强烈、承受这个成本的是社会民众。如果说2013年雾霾天气的出现，是老天对带毒经济增长的警告，其实2010年以来国内频繁发生的当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项目事件，也说明对于GDP的增长，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认识的差异。2012年短短四个月，全国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现。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国民福利的增长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GDP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目标变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国则无法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40年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 。WWF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 。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生产人类一年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