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延楷将军故居图片 蔡延楷个人资料及照片( 三 )


一旦这样,桂系、川系、冯玉祥、阎锡山就可能联合反蒋,老蒋倒台不是没有可能 。
那么,红军为何没有主动出击?这表面上看,是博古态度决定,其实跟莫斯科也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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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队伍
(五)莫斯科:蔡廷锴靠不住!
其实,在跟彭德怀联系之前,即1933年6月,蔡廷锴就让人跟我方联系过,但是被莫斯科泼了冷水 。
1933年1月,我方公布《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表示可以“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侵略” 。
19路军不想打红军,这一来正合蔡廷锴等人的意思,他们先后派出了梅龚彬等人几次赴上海,试图与我方取得联系 。
然而,莫斯科觉得19路军不靠谱,他们在给莫斯科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明确指示“不可以同第19路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蒋军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提醒说,贸然谈判的话,会误入对方的“陷阱 。”
莫斯科的态度非常关键,直接影响了我方对19路军的态度 。
当时上海的负责人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对我方和19路军谈判设了前提,即让他们必须先公开反蒋,然后才能谈 。
这时候的蔡廷锴,还不想跟老蒋公开决裂,只是想保存实力 。
这一来,让对方觉得我方没有诚意,因此双方的谈判没有得到发展 。
莫斯科来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曾经参加南昌起义,已经背叛过革命;现在倒蒋是权宜之计,“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 。
换言之,就是将其打得心服口服,然后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 。
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显然会增加红军的伤亡,不如刚开始就进行实质性接触,凡事要循序渐进,即使他不公开反蒋,在进攻红军的时候枪口向上磨洋工,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没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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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内容,以及19路军面临的处境,莫斯科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 。
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的地位 。”
概括地说,上面的意思是不与19路军同生死共进退,而是不积极参与,坐看风云变化 。
这对于给我方对19路军的政策定出了基调,那就是道义支持,不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在老蒋进攻19路军时,红军不应该卷入 。
(六)博古:冷处理
既然莫斯科对待19路军是这样的方针,一向严格执行上级方针的博古的态度就不难推测了 。
1933年10月上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的时候,博古没有了原来的热情,态度出现微妙的变化,甚至说自己没时间,没有接见19路军代表 。
事实上,徐名鸿仅会见了主席和朱德等领导人,始终没有见到当时的当家人博古 。
如此重大事宜,博古没有出面,足见其立场动摇了 。
这就预示着,协定中的许多条款,无法付诸实施 。
(七)兵变失败,错失良机
老蒋勃然大怒,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逆”,一下子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走了11个师,杀气腾腾讨伐19路军 。
如此一来,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顿时减轻,红军处境发生根本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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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主席、周公、彭德怀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变化,都主张在军事上联合19路军打破“围剿”,同时也减轻福建方面压力的正确主张 。
可惜,博古听了却连连摇头,他患得患失,害怕丢失好不容易取得的根据地,不敢主动出击,杀向敌人后方,而是继续被动地在内线作战 。
说来说去,还是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组成统一战线的兴趣,在军事上没有给19路军任何有力的支援,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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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蔡廷锴孤军作战,陷入被动,1月21日,以泉州、漳州失守为标志,成立仅两个月的闽变昙花一现,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