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假口供也登上《逆臣录》,实在令人惊讶 。这位胡丞相好像是发了昏,把这种灭家破族的勾当轻易地宣泄给一个毫不相干的教书先生 。其实,翰林们在编纂《逆臣录》时选取蓝、胡勾联的口供也是不得已 。
因为据这个案件的逻辑;蓝玉谋反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加入“胡党”的内幕败露 。殊不知,蓝玉之入盟胡党,由一个坐馆先生出面证实,恰恰露出了破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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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绝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详尽的行动方案 。而《逆臣录》所收进的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相当贫乏 。
它的基本格式就像王铭的供词:说蓝玉回京后自己如何去攀附,随即蓝玉告以谋反做一场,拜访者则说尽力向前云云 。
其中只有四五分口供简略说到造反或谋刺皇帝的日期在二月十五日,即皇帝亲耕籍田的时候 。我们看下面几个人的供词 。
百户李成供词:
本年二月初一,到于凉国公府内听候 。蒙本官唤至厅前,对说:“我前日和你头目每议的事待要下手,未有个机会处 。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 。
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人以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二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这些人马尽够用了 。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
此外,据羽林左卫指挥佥事马聚、戴成交待,蓝玉告诉他们在“二月半劝农时下手 。”而金吾前卫千户周本则交待“约至十六日大祀天地,上位驾出,便要下手 。”
以上就是最详尽的策划了,这里没有人员配置、联络方法、指挥系统等稍微详尽一点的内容 。
而提供这个口供即了解这个谋反日期的又仅仅是千百户之类的低级军官,那些理应参与密议的侯爷、督府、各卫的高级将领反倒没有提供出造反的任何行动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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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宫劝农日动手这个看似确凿的情节,是否一定可以证明蓝党谋反案的真实呢?
否 。我们来看一看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的一份口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有父在凉国公直房内吃酒,带醉至晚回家,与炳言说:“我每同许都督三人在凉国公家饮酒,商量如今天下太平 。
不用老功臣似以前,我每一班老公侯都造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原跟随我的府军前卫孙指挥、武指挥,还有些旧头目,都是些好汉 。
等今年四、五月间,问他军卫家收拾些好人马,我每再去各处庄子上也收拾些家人仪仗户等 。今年上位年老不出来,我每预备下,伺候做事业,务要成就 。”
景川侯曹震是“蓝党”第二号人物,假如蓝玉确有二月十五号动手的密谋,曹震断无不与谋、不清楚的道理 。而时至二月初七,他竟对儿子说要在“四五月间”做事业,可见二月十五号之说的不足凭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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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退一步设想,景川侯曹震的儿子“四五月间”之说是不可靠的 。
因为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宫亲耕籍田这个机会下手更合乎逻辑 。但稍稍深入思考与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选择部署在亲耕籍田这个日子发动政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日子本身是不确定的 。
据《明实录》等资料记载,从洪武二年到二十五年这24年间,元璋亲自举行这种仪式只有洪武二年、三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四年5个年头 。去不去随意性很大 。
日期分别为二月份的十七日,初四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四日 。前后错落十几天 。
这样,一般人就很难过早地知道亲耕籍田的准确日期,尤其无法断定这一天元璋肯定离宫前往,照以往的情况,这时太子新亡,元璋身体很虚弱,他不去亲耕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些 。
这样,蓝玉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灭九族的勾当选在一个游移不定、虚无缥缈的日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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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审讯结果,编出一本《昭示奸党录》,蓝玉案则编出一本《逆臣录》,目的都是要告诉全国老百姓,这些人背叛皇上,证据确凿,该杀该刮 。
伹《昭示奸党录》刊出不久,解缙、王国用就挺身出来为李善长辨冤 。使《昭示奸党录》中口供的真实性打了个大折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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