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成功后，中国社会将如何？专家：五个方面发生根本变化( 二 ) 女子|选择|中国|单姓|姓氏|出口|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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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又文第三条说会有新社会福利政策，尽管我们能发现太平天国有这样的“福利政策”，诸如女倌、老人倌等等，但很难说是纯粹引进西方的结果。这些创举基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主导，创设出来的机构，我们很难界定到底有多少是他们本身就会这么想，还是说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决定性影响？其实这些看似具有现代性的“慈善机构”在中国古代并不稀奇，在乡村治理的模式中屡见不鲜。所以，太平天国所谓的“革命性”，何尝不是一种小农思想的复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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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简又文想的“新的国家目标将要形成”、“中国不再受到剥削和压迫”，这都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幻想，言语间的含糊其辞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相当委婉地批评道：“这的确是一本热情洋溢、充满个人情感的书，而作者在其中持有一定的立场也着实无可指摘。他来自广东，不满清朝统治，无法（也不想）掩饰自己对洪秀全的同情（胜过对曾国藩的同情）。”史景迁评价一个历史学家撰史的时候具有“个人情感”，这种话说出来就已经是对作者不客观撰史的一种“批评”，尽管他后面说是“无可指摘”，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理解，而非史德上的认可。然而，简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做到了重要的奠定作用的。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几乎只有中国大陆罗尔纲可以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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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简又文如此撰述，自然有其时代的背景。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史，多在革命和冷战的大背景下，因而难免陷入了众人皆犯的错：“以论代史”。何谓“以论代史”？即先有自己的论点，然后再去找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但这是宣传的方法、是辩论的方法，不是历史的方法。因为历史是讲究“现场感”的，是要求“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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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学习历史的时候，总是希望“以史为鉴”，希望历史能够照进当下。所以这样的“以论代史”的习惯，充斥着绝大多数人的脑海。简又文的错误，也是不落窠臼地陷入那个“以论代史”盛行的时代。无数史学家被意识形态所累，直到至今成了我们一定程度上继承的“遗产”。所以太平天国的原貌是怎样的，在多数人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太平天国革命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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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想要说革命万岁，千方百计地给农民革命以正义性。有的人则想要痛斥农民的恣睢暴戾、目光短浅，呼唤精英和英雄的到来。无论站在何种角度，人们都可以从太平天国中，裁剪出部分史实，用来佐证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但那都不是真正的太平天国，而是人们建构出来的一个认识“太平天国”的另一个东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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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寓言：一些囚徒世代生活在洞穴中，人的脖子和脚被铁链锁住，他们不能回头，只能看到自己面前忽闪忽闪的影子，而看不到背后的光源。他们认为这些影子才是“实在”，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但他们永远不知道，背后的东西才是“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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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无论再怎么努力，实际上都如同洞穴中的那些个囚徒一般。我们无法回头，正如我们无法读透那个时代，连找那个时代的所有资料都不可能（事实上，我们连解读当代都很困难）。因而最简便，看起来最有“启发”的办法，就是“以论代史”。我们都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影子”来去倒推那个“物体”，但“物体”是怎么样的，我们永远不能知晓。但所有人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许多人的目的，本身就是描绘一个又一个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