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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别,自古有之,尤以南北朝时期为盛,在当时,南北之间不仅因为地域原因而风俗、习惯不同,还因为两地分属敌国,互相之间争斗不断。南北之争,不但在军队攻伐上,文化领域中的争斗也必不可少。据载,南北朝时,经学已分为南、北两派,除去《诗》、《礼》之外, 南朝为“魏晋”之学,北朝为“东汉”之学。《北史·儒林传序》中记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南朝好魏晋,采老、庄之意,常有新思想开拓而出)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派保守,沿袭汉朝儒学,学问深奥却也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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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南朝、北朝的合称,南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南北的争斗一直延续,明朝洪武年间,就因南北之争的缘故,引发了明朝初期最大的科举案件,史称为“南北榜案”。当时是洪武三十年,时值二月会试,儒生士子们踊跃参加,都希望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登榜进士,光耀门楣。其中,有一人名为陈安,其人能诗善文,少有才名,和林鸿、陈仲完、唐泰、高棅、唐震、王恭、郑定、王偁、王褒并称为“闽中十才子”。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在二月会试中理所当然的力压众人,夺得头魁,高中二月会试“春榜”状元之位。有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本该高头大马,衣锦还乡的陈安却未得此殊荣,反倒在高中状元后一月未到,就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下令车裂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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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史上,举人数以百万计,进士亦有十多万名,但状元少之又少,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仅有七百七十七人。陈安之所以落到如此下场,就是因为他陷入了科举榜上的南北之争。二月会试中,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的殿试,后等至发榜,殿试第一的状元自然是陈安,(陈安为福建闽县人,是南派学子)而随后取录的五十一人竟然也全是南方人,北方人则一名未取,故此次二月会试的”春榜“又称为”南榜“。全取南人,而弃北人,这在历科中也是头一次,成功的点燃了北方士子的怒火。于是在此次科举中落第的北方举子们纷纷上疏,以主考官刘三吾等人皆为南方人为由,告其“私其乡”。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马上派遣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及新科状元陈安等人复阅落第试卷,不得徇私。但复阅的结果不如人意,春榜上的名字一字未动,排名一字未改,皆因北方士子上交的考卷全都文理不佳,更有甚者上书禁忌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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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吾曾刊定三科取士法,为御制《大诰》、《洪范注》作序。后因南北榜案坐罪戍边,建文帝时方召其还。北方士子们对这样的结局怎会满意?于是他们又联名上书,称刘三吾﹑白信蹈两人私下嘱咐张信、戴彝、陈安等复阅之人,要他们将陋卷进呈圣上。这下朱元璋就不只是下旨复阅这么简单了,他先是处理了和此案的相关官员,张信等所派官员皆被车裂处死,而陈安也因复审时,未有明确批语,就被判定为“有惑圣览”,处流放,但之后仍是受此案牵连,亦被车裂处置。后于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试阅,此次廷试,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北方士子,以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因是六月出的榜,故此称为”夏榜“,又因此次所录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又叫做”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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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不留情面。从此次”南北榜案“中就可见一斑。自”南北榜案“后,明朝始分南北取士,至朱元璋后遂成定制。然这场看似只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的案件,实际上却一点不简单,乃是一次朱元璋利用科举来制衡朝堂、笼络士人的政治手段。首先来看奉命当主考官的刘三吾,此人可谓大儒,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有载:“(刘三吾)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这样一个德高望重,人品学问皆为上上乘的老臣,又怎会徇私舞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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