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照亮了世界( 二 ) 王弗|悼亡|称作|艺术|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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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精心编排的叙事线索都导致了小四逐渐崩溃，并最终杀害了小明，虽然这一点并不是很明显。就像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崩溃一样，崩溃的那一刻「几乎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你却会突然意识到」。
当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时，谋杀，或者其他同样悲惨的事情，似乎几乎是命中注定而不可避免的。军事统治下的恐惧和压迫的气氛，通过青年帮派的形成和暴力，在潜意识中得到反映和发泄。
他们的「游戏」变得更加军事化，打斗从拳头到棍棒再到枪炮反映了台湾本地人、日本人和外省人之间紧张的阶级关系。通过成年角色（主要是小四的父亲），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专制政权的冲动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和胆怯。有时，角色会对着站在摄影机后面的人说话，再加上精心设计的群像场景，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纪实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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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们既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施暴者，而女孩们则在他们的圈子里努力定义自己。在帮派的世界里，她们被降级为情妇或荡妇的角色，在男孩之间交易，受人嘲笑，甚至是虐待。她们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机会就是故意从一个男孩身边去到另一个男孩身边，玩弄他们的感情，她们也因此受到攻击，并被指责为帮派冲突的根源。
小明显然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最模糊的人物。她很害羞，杨静怡是一位普通话都说不流利的新演员，这让这个角色与其他角色，以及她与他们的关系都拥有一种自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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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和她的最后一次爆发，可能是这两个角色之间最令人痛苦、最具讽刺意味的「真实」表现，当时他抨击她是一个「又哭又笑，一切都显得很自然」的女演员。但她在表演或表现上并没有给我留下那种印象，我也不知道这是电影的错，还是一个十几岁男孩的狂热幻想。
杨德昌的观点当然很复杂。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这位导演充分利用了他的电影的细节，他与摄影师张惠恭和李龙禹巧妙地使用光线作为主题技巧。光线不停地忽明忽暗，在重要的帮派争斗中会暗下来，以表现出夜校和白天的对比。
电影一开始，小四就偷了一个手电筒，这成了男孩们经常使用的工具。他抱怨夜校让他的视野变得模糊，夜校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一个社会被困在黑暗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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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通过将光线照射到胶片上而创造出来的，这使得电影本身，以及制作电影的行为，成为照亮世界的一种表现，进入「更明媚的夏日」，这是角色们努力追求的。
这次的套装宣传册中收录了杨德昌1991年的一篇随笔，文中他表示，这部电影「是献给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的，他们受了那么多苦，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受些苦。」他说，艺术可以帮助「某种程度上重建真相，恢复我们对人性的信心。」
这部电影以史诗般的笔调，异常细腻、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上世纪中叶的台湾，是电影对难以捉摸的真相的一次伟大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