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公孙家族第三篇：雄踞辽东梁思成

《三国志·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中提到：“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三国志·国渊传》注引《魏书》云：“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凡此种种，这不能不归功于公孙父子对于辽东地区的有效管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才使得上面提到的中原名士得以施展各自的长处和才华，而这些长处和才华的施展，反过来均对辽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东北通史》一书中所说的：“公孙氏占据辽东50年，公孙度至公孙康时期为创建发展时期，即公孙氏在辽东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并将统辖区域扩展到带方郡。由于这个政权实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如礼贤中原士大夫等，对安定和发展东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及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东北通史》，李治亭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由于史料中对于公孙康的记载并不详尽，因此，后人无法断定其卒年的具体时间。万斯同曾经考证其卒年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见《二十五史补编·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不过据《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魏名臣奏》中的记载：“奉车都尉鬷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弘以受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根据这个记载，公孙康不但在曹操掌权时期在世，而且到了曹丕称帝之时他也仍然活着。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公孙康可能卒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见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公孙康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公孙渊，而是由其弟公孙恭接管了辽东。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公孙渊尚且年幼。按照史料的记载，公孙恭在位时间为七年。后来因病不能理事，被已经长大的公孙渊夺位。据《晋书·宣帝纪》中说：“初文懿（渊字）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帝乃释恭之囚。”也就是说，到了太和二年，公孙渊正式登上了辽东之主的宝座，公孙家族在辽东的统治也逐渐进入了尾声。公孙渊的外交前文提到，公孙渊是从其叔叔公孙恭的手上夺取辽东的控制权的，时间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此时不但曹魏政权有所表示，就是远在江东的东吴也时隔多年之后向公孙渊这位辽东新主发出了交往的信息。《三国志·公孙度传》中说：“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从此由于公孙康时期就已经被关闭的辽东、东吴交往的大门被公孙渊再次打开了。史料中对于公孙渊内政方面的记载匮乏，但对于他与东吴的交往记载却是非常详尽。从资料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孙渊主动遣使通吴之外，双方的交往不少于七次。第一次是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这是在孙权称帝后一个月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孙权对于与辽东发展关系的迫切性。第二次是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此次的交往，实际上又分为了两个阶段。《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中说：“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这就说明此次的交流首先是周贺、裴潜出发，而葛都尉随后到达的。不过此次的交往被曹魏方面得到消息，并在东吴使者返回的途中进行了截击。《三国志·田豫传》记载：“（魏明帝）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势，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第三次发生在同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籓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第四次是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不过此次的通使对于东吴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该传说：“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公孙渊突然反目的动机，在《三国志·公孙度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该传注引《魏名臣奏》中领军夏侯献的表章中还提到了两个原因：“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第五次和第六次是在公孙渊与曹魏交恶之后的事情。《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该传注引《魏书》中提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这两次的交往分别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和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对于这两次通使，东吴方面的态度耐人寻味。《汉晋春秋》中详细记载了东吴内部的意见和最后的决定：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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