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很难对一些现象作具体解释时,作者们也会承认自己的局限。作者用“可能”“或许”“大概”这样的词汇来表明解释的限度。例如,非洲在古代为何影响力下降,“我们说不上来,但极有可能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变化”。又比如,谈到玛雅文明的灭亡,“要对这一崩溃原因做出解释并不容易”。作者描述历史的广阔图景但又摒弃简单解释的做法,同样见于罗伯茨对BBC历史系列节目“西方的胜利”的解说。他承认,多元解释实际上是邀请读者一起思考,从而达成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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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依照主题、跨民族的方式谈论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著作很多。这些著作仍然会落入民族国家的窠臼。比较而言,《企鹅全球史》试图避免这一倾向,因而在第一、二册中花了几章补充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这是它与同类著作相比的另一大特色。作者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理解,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认同的关键”。又比如,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比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更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企鹅全球史》没有脚注也不包括尾注,还有它的优美中译文,可以保证流畅的阅读体验。脚注和尾注有利于表明资料或观点的出处,但会破坏叙事的进程。作者没用注释,同样是相信读者的自行注释。不过,《企鹅全球史》是用英语写就的,主要面向英语读者。该书中译本里不多的“译者注”或“编者注”,是充分考虑了中文读者的语境而加的。
归纳起来看,《企鹅全球史》是在向大众传导历史,一部人类交错、互动的历史。吕思勉先生谈到古代人“所以甄综古近,通为一书”,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一部通史的定本。这不是说有了一部定本,例如行销全球的《世界史纲》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不可以再有一部通史。现代历史学家“甄综古近”,是根据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值得关注的事件,追溯历史时间或空间上的人类互动,从而向大众传导一种历史意识。作者的观点是,人类有理智选择的能力,也能承受来自突发状况或自然的压力。“自己的大多数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解决或可以补救的。”因而,《企鹅全球史》也向自身明示了人类文化朝前进步的态势。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应该“注意安全,多读历史”。《企业全球史》就是一本值得展读的、讲述世界相互联结的通史著作。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欧美史方向副教授)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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