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学|一个爸爸的家庭文学课堂( 二 ) 雷锋|四川省|评选|志愿|项目

一篇篇阅读王亮给女儿的“文学课”，时常让人莞尔。这位“爸爸老师”，不是一板一眼地说文解字或传达何种“意义”，而是亲切地调动着一个小孩子所拥有和理解的成长经验，开启她的情感通道，从中寻求与纸上文字的共鸣。读由余光中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名诗《火车》时，他和女儿探讨为何“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起初女儿不解，他耐心描述起一家人上次在火车站送别外公的情景，还有幼儿园毕业时全班小朋友不管关系远近一起哭起来的情景，让她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送行人的“共通”的情感体验。疫情隔离在家时，他则会给女儿讲杜甫的《江村》，在老杜“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对草堂日常景象的描摹中，隔着一千多年，一同体会在风暴眼中，家庭、家人的珍贵与相互依赖之处。
正如王亮自己的经历，在引导女儿进入文学时，他很重视这种文学与生活、与自我经验的联结。他讲起一件事情：女儿刚上小学时，他曾拿起语文课本翻看，第一册第一页赫然印着一首对韵歌：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本应是由熟悉逐渐拓展到陌生，但语文教育似乎背道而驰，“为什么要从如此抽象的表述，而不是孩子们身边的事物开始呢？比如学校、课堂、老师、同学，哪怕是一支粉笔、一张课桌呢？”王亮始终觉得，唯有把个体的经验与文学作品相体认，文学作品才会对“我们”具有意义，而也正因为一代代读者的参与，把他们的情感与思想“寄托”在文学作品上，它们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他做了一个精当的譬喻：“陈列在博物馆的艺术品固然美丽，但很多却丧失了其现实基础，成为了供我们瞻仰的标本，唯有那些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他带女儿读的每一篇作品，都因加入了当下时空里父女俩的交谈、玩笑和解释，而构成新的文本。
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因王亮自己工作繁忙、女儿学业紧张，留给“文学课”的时间并不丰裕——这从他更新文章的频率也能看出来，因此他常常选择的文本是诗歌、散文和故事。尤其是诗歌，占了绝大篇幅，从骆宾王的《鹅》到里尔克的《预感》，不拘古今中外。这也和王亮自己对于诗歌的阅读偏爱有关。
虽然是给小学低年级的女儿“讲课”，王亮却毫不敷衍，认真“备课”，将女儿看作是可以平等对话、甚至给他启发的对象，带她从文本表面进入更深阔的文学场域和文化背景。因而尽管是面朝女儿，从一般的视角看，王亮对诗歌的解读也相当有洞见。譬如讲《江雪》，王亮找来《渔歌子》和《楚辞·渔父》、姜子牙和严子陵钓台故事等与之对读，让女儿初步理解“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化意境中的象征意味。或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除了另外一些古代送别诗外，他还“动用”了尧十三的《雨霖铃》（改编自柳永词）、陈鸿宇的《别送我》两首歌作为辅助材料，在这些文本的交互中，让女儿渐渐体会出属于中国人的送别的情愫。
王亮爱好古诗词，但对所谓“传统文化传承”，有他自己的观点。女儿学校发国学讲座通知，他看了看宣传，开给孩子的书单里竟然有《太上感应篇》和《黄帝内经》，觉得不靠谱，干脆选择放弃。在他看来，随着时间流逝，古典文学文化已经有些“矿化”，“燃点”更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让它重新绽放光热，而这艰苦的工作应是成年人的责任，而不应成为年幼孩子的重担。这和他在这本书序言中所讨论到的“亲子读书”的问题有异曲同工处：在今日的读图和视频时代中，成年人选择了更简单直观的捷径，却让孩子去“开卷有益”，走一条更艰难的路，很难有说服力。因此王亮的文学课，正如他在网上所说明的，是他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家庭内部所做的一种“实验”，从具体的问题和方向，探索教育的一种可能性。
开始上“爸爸文学课”时，王亮女儿刚刚上一年级，现在已经十岁了，可以自主看《哈利·波特》和《魔戒》，父女俩之间也渐渐由共读变成了独立阅读之后的讨论。王亮说，他的书架从来都是对女儿开放的，只要感兴趣，她可以随便从上面抽出书来读。这个寒假，女儿看上了爸爸书架上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要和爸爸一起读。这本诺奖获得者的小说比较风格化，对小学生来说并不算友好，王亮觉得“颇有挑战”，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妨一试呢。“爸爸老师”唯一要做的，是对阅读材料适当挑一挑、分分级，以免太出乎孩子的经验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