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为什么非常有地位的历史学家愿意为民众写史( 三 )

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觉得历史的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的写作应该有历史感。你去读莫言的《生死疲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历史感多么强啊。
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李劼人？他的在地感非常强，所以我在写《茶馆》《那间街角的茶铺》时，都引用李劼人的描述，因为他所描述的连茶馆的名字、街的名字完全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当然李劼人后来也受到文艺批评的压力。但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我们很少记忆这种日常生活。特别是他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转折时期成都的城市变化，历史资料没有，在哪里去找呢？幸好有个李劼人。李劼人所记载的实际上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他所经历的。
【 茶馆|为什么非常有地位的历史学家愿意为民众写史】21世纪初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赵琼：大鹏对好的翻译作品怎么定义的？在你的翻译过程，是如何把一部作品翻译得既准确又有趣的？
陆大鹏：因为我翻译的书基本都是通俗历史，会比较强调文学性。比方说一场战争，非常学术的历史学家可能会用很多数字、档案等等，比较当时经济状况、税收，或者这种财政怎么支撑军事，这是一种写法。另外一种写法就是用非线性叙事、多视角这些文学手法，把战争写得扣人心弦。我翻译的时候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但学术性的历史书我也喜欢，像王笛老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虽然里面有大量的数学是我这个文科生没有办法驾驭的，但收获还是很大。
国内最近七八年，对历史著作的翻译来说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一位非常有地位的英国出版人告诉我，过去德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大国，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超越了德国，成为第一翻译大国。国外现在有什么新出的历史书、非虚构写作、高端学术研究，很快就会有中文版，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尽管现在的出版行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图书品牌，像理想国、后浪、中信，还有我们社科文献甲骨文，都做了很多。虽然我们这些做历史书翻译引进的编辑和译者自己过得不算富裕，但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这些东西，能把自己喜欢的书引入到国内，对有需求的读者有一些帮助，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幸运和开心的。
王笛：就刚才大鹏老师说的，我补充一点，现在大量的翻译包括甲骨文的那些书，其实对我们学术研究也非常有帮助。
过去我在美国，主要是和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 2015年以后到了澳门大学，我觉得写英文著作对我来说太花时间和精力了，毕竟不是母语，像《茶馆》的第二部写了整整十二年。我回到中国后开始用中文直接写作，从201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做关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2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反应。
过去我用英文写作的时候，主要是看英文原著。但现在我用中文写作了，我也大量参考已经翻译过来的和我研究题目有关的著作，比方说亚当·图兹的《滔天洪水》。如果去把那么厚的英文著作从头读到尾，非常费时间。但如果是中文的话，我可以一目十行，非常快。再比如说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这么厚的著作，如果是用英文阅读的话就比较慢，但是这些书都陆陆续续地翻译介绍进来，阅读起来就很方便。
事实上，我的阅读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我自己的写作需求了，只要我看到介绍这本书写得好，而且是有中文选择的话，我首先选择中文来读。我也看英文原著，有的时候确实找不到中文版，比如说Know My Name（《知晓我姓名》）、What Remains（《躁动的亡魂》）等，找不到中文版我就读英文原著，能够找到的话首选还是中文。
最近还读了科尼利厄斯·瑞恩讲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还读了包括大鹏翻译的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有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保罗·法兰奇的《午夜北平》等等，都非常好看。虽然我不研究这些问题，但是扩大了我阅读的范围。我还不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了第一翻译大国，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阅读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兴起。
个人的兴趣非常重要
能够帮你度过艰难的时候
赵琼：王笛老师的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让我很惊讶一点，里面有很多插图，王笛老师在后记里面写到这些插图都是自己画的。王笛老师在历史研究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