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马可波罗再来，当赞杭州‘天上之天’”( 二 ) 郭绍虞|文学|回忆|青年作家|四

郁达夫兄赴闽过官瘾，他没有同我谈是什么目的，据我想，一则他是在杭州造了房子的，说不定要弄一点钱还债；再则，离一离杭州，也许可以写出点文章来，你知道，他是很久没有正式写过文章了，老闷在杭州的家里大约是很不利于他底文字生涯的。

（1936年4月21日《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消息”栏）

不过，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去了福建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正式”写出小说一类的东西，但留下了《闽游日记》《闽游滴沥》等游记名篇，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宝库。
从信中看，郁达夫1937年5月初返回杭州，是和陈大慈失之交臂的。是许绍棣、胡健中陪同郁参观了1937年2月新落成的东南日报新大楼、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等。许绍棣（1900—1980），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胡健中（1902—1993），寄籍浙江余杭，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任杭州《东南日报》社社长。根据范泉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第354页），杭州作者协会成立于1933年，是杭州《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委派《民国日报》副刊《沙发》主编陈大慈和《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主编程一戎筹备组成的，胡健中、郁达夫、陈大慈等5人为常务理事，李朴园、孙福熙、刘延陵、许君武、黄萍荪等16人为理事。杭州作者协会相对松散，没有正式的机关刊物，但《东南日报》副刊《沙发》、《国民新闻》副刊《热水瓶》、综合性半月刊《黄钟》等都是杭州作协会员所编辑，郁达夫、孙福熙、李朴园、刘延陵等会员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作品。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日报》里辟出一间房子作为杭州作者协会的客厅，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许绍棣、胡健中和郁达夫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后来还被疑为郁、王家庭关系破裂的第三者。不过，根据徐重庆转述，了解这段内情的胡健中(蘅子)，曾在台湾发表《郁达夫王映霞的悲剧》一文,其中有一段亲历记述:

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別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的第三者。（《文苑散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这个神秘的第三者，诗人汪静之1993年写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揭露了谜底：戴笠（《没有被忘却的欣慰》，杭州：西冷印社，2006年1月）。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还提及在杭州观看《狄四娘》的情景。并称“久违之后，重听到程丽娜的那一种有特异口音的台白，便如逢故友，愉快之至”。后来成为雕塑家刘开渠夫人的程丽娜（1911—2009），是杭州“艺专剧社”成员，在《狄四娘》之前曾主演过《茶花女》。据《东南日报》1937年5月1日头版广告，《狄四娘》为嚣俄（雨果）原著、张道藩改译的“四幕大悲剧”，由“烽火剧社”5月2日上午、下午和晚上演出三场，地点就在“东南日报新厦大礼堂”。刘开渠受惠于郁达夫不少，和郁达夫“共有十七八年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交往”（《忆郁达夫先生》，见《众说郁达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3页），刘、程婚礼，因女方家长刁难说需要社会名流做证婚人和家长，最后是由郁达夫做的证婚人，王映霞则充当了家长。
至于信中所提到的“路过二龙头，见大桥桥墩，都已打就”的桥梁，自当是钱塘江大桥。这座由茅以升主持建造的大桥，命运多舛，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历时3年多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落成不足3个月，就在1937年12月23日为阻断日军从浙北南下而炸毁。抗战胜利后，又重修。这是后话。
信中“龙文去英”，当时指赵龙文（1901—1967），浙江义乌人，曾任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浙江省警察训练所所长。1937年4月，孔祥熙奉派赴英庆贺英王加冕,赵龙文奉派为随员,曾顺道赴德国考察警政。而去日的“惠清”，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是谁。愿知情者教我！
郁达夫在《回杭观感》中，以相当篇幅称颂了东南日报新大楼的建筑和设备，对杭州的“智识阶级”未加好好利用感到遗憾，并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建议。对于杭州的变化，尤其是钱塘江大桥兴建后的繁荣，他的笔下更是饱含了感情，甚至说马可波罗如能再来，当对杭州赞为“天上之天”！
信的最后，透露作家在回程的轮船上“伤了风”。坊间有关作家的几种年谱或传记均未见提及，未来可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