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王欣夫与《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文汇学人 | 收辑( 二 )


从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吴县徐堂《韩诗述》、清秀水诸锦《仪礼义疏稿》、吴云《两罍轩收藏经籍碑帖书画目录》、郑文焯稿本六种,钞稿本如徐养原《顽石庐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陈倬校《读书杂志》等,达数百种。
三,抄录编辑。先生从友朋处转抄过录罕见题跋和著作,有时如痴如迷。如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的《周礼注疏》校语;过录段玉裁、臧庸等校《仪礼注疏》的校语;过录《华阳国志》《经典释文》等书顾千里的校语;其他如抄录钱大昕、焦循、潘祖荫等人的校跋等,多为罕见者。甚至临终前,重病在身,仍在过录卢抱经书跋。
转抄过录后,汇集所得,编成书稿。如陆贻典《觌庵书跋》、《嘉业堂群书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种。
四,师友馈赠。前辈托付的,如曹元弼的《复礼堂日记》《北堂立言记》,胡玉缙的《辨俗编》手稿等。友朋见赠的,如《尔雅郭注拾遗》,系任铭善抄录赠送;《家语弟子补注》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赠。
对于这些典籍,先生精心选择,写就《书录》,对上述各类文献,做了真实记录。所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典籍本身的传布情况。
如《集韵》十卷,清康熙时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当于咸丰六年)复刻曹寅刻本,嘉庆甲戌等三条书录中,记载了书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钮树玉等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校跋语,藏书印章。
又如翁方纲未刊稿《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了该书稿的流传以及刘承干嘉业堂,由施韵秋抄录副本的情况。再如,原存冯桂芬处、后归丁初我收藏的《唐诗鼓吹》,乃陈少章、何义门亲批校本,《书录》中,叙其流传过程,收购纳入的情况。
凡此,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共一千多种典籍。因为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所录的资料,真实可靠。
第二,与典籍流传有关的人物生平。
《书录》所载文献, 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汇集着学者毕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时代动荡,萧然而逝;限于社会历史环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见记载。然而,所撰著述,甚为出色。如《水经注笺疏》存一卷,乃先生从残稿中录出。作者系慈溪林颐山,在《水经注》研究领域,“其功实不亚于戴(戴震)汪(汪士铎)”。赖此所录,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区的学术流变。
清朝咸丰以后,世态大变。就中国典籍而言,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典籍的流散,引起众多的议论感慨。先生在《嘉业堂群书序跋》中,记载嘉业堂“收书于易代之际,《藏书志》虽积稿盈尺,仅什存二三,而刻书数千卷,实足与毛氏媲美”,刘承干先生“恣人录副,以广其传”的情况。在《独断疏证》条下,记载了自己与胡玉缙先生的交往、受教并蒙其托付,整理文稿的经纬。
《书录》所载社会变动和知识阶层状况,尤多江南地区文献流传、人物交往细节,如无此书,或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每逢时代动荡,典籍总有聚散分合。这一特定社会现象,揭示着文明的变异、展开与进化。《书录》未刻意阐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并非凭空存在,须有现实支撑。正是这些具体真实的记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斑驳多彩的文化空间。其中有参天大树,有茂密丛林,乃至生存过的纤细小草。正赖有此,中国文化的莽原,才显现出历史人文的广袤和雄浑;中国文化的天空,才显现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远;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显现出延绵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语:“人有遇与不遇,而书之传否,也有幸与不幸。”此千余部著作,一个多世纪,饱经动乱,遇到先生。与毁于战火和变乱的众多文献相比,可以说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书录》学术价值之所在。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为王欣夫先生上世纪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后时期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
所载书跋,或为旧稿,或为新撰,俱反复斟酌,方始写定。自己出资,请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写,装订成册。
在1961年到1962年,写定六册,署为“庚辛稿”,乃因1961年为庚子年,1962年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册的进度,分别署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又加以修改,并请友人郑翼先生校阅。1966年,撰写、誊清了五册。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记》记载,进医院前,仍在抄录题跋。病重之际,恰逢“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天气炎热,自云:“似置身洪炉中,必可成为百炼之钢。”当时的医疗和身心状况,可想而知。先生对前来探视的学生和助手徐鹏师说:“我的稿子,你要帮我。不然的话,就都成灰烬垃圾了。”人皆未料,两个多月后,留下诸多遗稿和毕生积累的藏书,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仅六十六岁。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