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来自大山！冬奥会上唱奥林匹克会歌的44个孩子找到了，最小的5岁( 五 )

乐队招收队员不设门槛。只要想学音乐，都能来。但乐队规模总那么“小”：老队员升学走了，新队员补进来。早些年，孩子们站在自家的猪圈旁练习过小提琴，也在芦苇茂盛的河谷里举办过音乐节。
邓小岚想办法给孩子创造机会，带他们外出表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她带着马兰小乐队成员参观过鸟巢。
24岁的刘爱玲是那年参观过鸟巢的孩子之一，如今在读大学。她对采访人员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知道“地铁是在地下走”。见到鸟巢时，她的观感是“和我们村树上的鸟窝可真像啊”。
现在，又一批孩子要去鸟巢了，这一次是去登台。
随着排练的深入，入选者们也逐渐猜出了那个秘而不宣的表演场合：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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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细节都在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的演出是重要的。随着冬奥会临近，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来了，长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手风琴演奏家也来了。
合唱团成员杨子蕊的姐姐杨子璇是高中生，她很羡慕妹妹的机遇，连着问过好几遍，“真的是冬奥会吗？”
杨子璇小时候学过声乐、架子鼓，在镇上、县里、市里、省会都演出过。她的独唱保留曲目是台湾励志歌曲《酒干倘卖无》。有时她会跟着老师去商家庆典现场表演，舞台是皮卡车的后斗。车开到一地，铺上红毯，搭好台阶。
她嘱咐妹妹，登台的时候，要把嘴唇涂红一点，这样自己在电视机前好认出她。她还抓紧给妹妹介绍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万一在现场能见到他们。
“因为要保密”，杨子璇没跟自己的同学说妹妹要去冬奥会。她想着，等冬奥会开幕了，她要告诉所有人。
11岁的杨子蕊在县里学过舞蹈，已经考过8级，还坚持上演讲与口才课程。她在合唱时的表情总被老师夸奖。最近一次期中考试，她考了年级第二名，“合唱没有影响学习”。
她的母亲读过大专，如今在井沟小学对面开了家小超市。这位母亲说，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多见世面，将来像舅舅一样，考上名牌大学，读研究生。
去北京前，李隆恩跟着母亲赵红霞回山沟里的“老家”放松了一天。她捣碎了一袋饼干做鱼食，爬树、捞鱼、放羊都是她擅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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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员在休息日回到村里，躺在蘑菇大棚的保温被上休息。马宇平/摄
“家”的原址已经复垦为耕地。两年前，他们在镇上分了一套四室一厅的精装修房子，有125平方米。农具没舍得扔，存在了山顶一间未拆迁的房子里。
赵红霞在北京待过几年。1999年，她还没结婚，到北京打工，每个月赚三四百元。她用赚来的钱报了西式糕点培训班。按照计划，学成后她会留在北京，成为高级饭店或者面包房的西点师。
但没学几天，她就被亲戚喊回家，嫁进了大山里，成了3个孩子的妈妈。
她做面食的手艺没有丢。孩子上学后，她考取了驾照，开着皮卡车追着集市跑。从网上找货源，批发箱包，卖“整个城南庄镇找不出第二家”的款式。箱包摊旁，她做的烧饼供不应求，一天最多能卖200个烧饼，用掉20斤面粉，每个烧饼赚2角钱。新冠肺炎疫情紧张时，集市临时关闭，她就到山上打零工，给树苗刷白剂以帮助它们过冬。
搬出大山，她和丈夫有新的事要愁，家里喝的水、吃的菜、做饭用的煤气都要花钱。他们和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样，能从事的工作雷同。父亲们开挖掘机或在工地打零工，母亲们在政府提供的扶贫岗位做保洁，或者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简单的手工活儿。一名合唱队员的母亲，工作是缝围裙的口袋，每做一件挣5分钱。
赵红霞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女儿要去北京唱歌，她高兴，更多的是感到轻松。孩子全权交给学校，行李箱、衣服、鞋子，连喝水的水杯都由学校提供，家里不出一分钱。她也能腾出时间多做点活儿。她不想限制女儿，“有多大力，尽多大力支持”。
带孩子们到北京演出前，高月向北京来的老师逐一请教，该为孩子们准备哪些物品。她26岁，读大学时去过北京，没去过鸟巢。
【 冬奥会|来自大山！冬奥会上唱奥林匹克会歌的44个孩子找到了，最小的5岁】对于这次表演，她的期待不算太高：“首先希望他们能唱准。然后上台之后，稍微勇敢一点。”
进京前的一个周日，李天雨回到宋家沟，在好朋友祝梓轩家写完了作业。他们后来爬到山上，从那里俯瞰，村庄尽收眼底。“感觉这个世界好渺小啊。”李天雨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