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波|第二届青未了散文奖参赛作品|母亲的酱坛

母亲的酱坛
文|凌波
今天孩子说,忽然想吃蒜酱了,这才蓦然想起母亲的酱坛!母亲去世的这一年半倏忽而逝,都不知怎么过的。记得她在世的时候,喜欢吃点儿酱就饭。最后中病的两三年,不太常吃了,但她喜欢吃饺子,包了饺子全家一起吃,这时候,就会篡一些蒜酱加入香菜叶,倒入少量醋,吃饺子时,将饺子搁蒜酱里蘸一下,有了蒜酱,孩子们往往会多吃几个。母亲不爱吃蒜,所以她只吃饺子。大酱她爱搁锅里烙烙吃,说烙的大酱就着干粮吃,越嚼越香。这样的记忆多半是早年时候,蔬菜匮乏时节,母亲用鳌子烙完单饼,总是会再烙几块老酱,烙的两面渐渐出现焦黄,香气满溢出来,熄火。我们长大一点儿,条件好些了,母亲也切点儿肉丁加白菜丁、葱姜炖一碗酱就面条吃,很对味。父亲尤其喜欢吃酱茄子,因此,母亲几乎每年冬天都制作大酱。青岛的二姨和二姨夫也都钟爱这一口,每年制作的酱团分给亲朋好友几个,自己家吃几个,酱坛里面每年还会剩下一两个,就这样,新压陈,陈压新,酱坛里就会攒下十几个酱团。
在我们这儿,做酱是特别郑重的事,通常都是选双月,十月或者腊月。如果十月没泡豆煮酱。那么没有任何人会起意冬至月煮酱。包括那些平时不太讲究的人家,这就是民间习俗的传承威力,它包涵的神秘使人保持敬畏。至于解释起来有什么说处,似乎也无从说起,就是图个吉利,有谁不指望日子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的呢?有谁家愿意去触霉头呢?
我们的童年,母亲有时也阴历十月煮酱。如果十月没来得及,就腊八节煮,那时煮熟捣碎的豆子里也掺几个地瓜,可能豆不够的缘故吧?后来就单纯煮黄豆了,父亲帮着她把煮熟的豆碾碎,碾豆的棒槌是姥爷做了特意碾豆子的。豆子碾成糊状,母亲像做馒头那样团起来,只不过酱团的高高的,“做大酱,出大将”,是民间对于儿孙寄予的厚望。我们的一个本家则认为,酱做的高,孩子长大高个!因此他家的酱是做的最高的。
酱做好后,把高粱杆儿的盖垫(有的地方叫盖帘)稀疏的铺上豆秸或麦秸,这是为了叫酱的底部透气,酱摆在盖垫上,端到储物间的通风处,让它自己去发生质变,隔些日子要去翻动一下,让它们均匀接受空气中的各种自然物质。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没有用盖垫,她把做好的酱摆放在一个红柳条编的大箢斗里,当然箢斗底部也是散放了一些麦秸草持空,由于没有多余的屋子存放,母亲就把它放在灶台的右手侧,那儿有个锅洞子,存煤的,上面用水泥板洞起来,与锅台持平,童年认为那儿就应该是母亲冬天丝酱的地方,如同左手上方的小洞,天经地义是放火柴的地儿一样。这是家给予童年的秩序感。母亲把箢斗放在那儿并不是置之不理了,过些日子她会察看它们。看看“丝”(发酵)的怎么样了?似乎是过了好久好久,连年都过了,瓢虫开始在窗台上爬的时候,儿童的我们快要忘掉它了,这时候黄橙橙的大高酱像抽屉里那枚旧年岁月里的铜钱,附着上时光的铜绿色,而且毛绒绒的,平时如果干粮长了这样的白毛,那就是瞎了,变质了,吃了人就会生病,肚子难受。但是酱变成这样子却是到了该噶酱的时候了,母亲和父亲说:“酱丝透了。”
这时节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母亲忙活起来,先将大酱从箢斗里拾出来,拿笤帚一个个清扫那些白毛和铜绿色的青烟,大酱的表面已经皲裂,像极寒的冬天,冻的大地裂口子。酱干了,切片的时候就得费点劲,常常都是父亲帮着将大酱切成片,母亲再掰碎。母亲说在乡村时,也可以拿到碾上去掐掐。这里没有碾,就自己切片、掰碎。之前母亲已经烧好一大锅花椒水,等待凉透。这是一个忙碌而郑重的时刻,父母亲都很专注的做着手里的活儿。过了许多年,母亲有一次无意中说起,外祖母要等一个“星圆全”的时刻,方可把切碎的豆片倒入凉透的花椒水中。至于“星圆全”究竟是什么时刻?母亲也没能弄明白。牢记着的是四斤豆子一斤盐的比例。有句古语叫:“省了盐,酸了酱”。所以酱必须是咸的才够味,没有冰箱的年代,也便于储存。
酱片和花椒水结合的过程,要往盛放它们的缸盆子上盖个盖垫,用一块竹板及时搅拌,要它俩充分融合,约摸半个月,它们在酱缸里再次发酵,起了一层白毛,同时抑制不住的酱香也散放出来,逗引起味蕾的冲动,这时用小勺子轻轻刮起那层白毛,可别扔掉它啊,用它炖鸡蛋吃别提多鲜美了!经历一个严冬的历练,遇着水的滋润,鲜酱又呈现出它活泼泼的暖色,挖几勺盛在碗里,用早春的嫩苦菜、芽葱以及新蒜苗蘸着就饭吃,感觉到的是岁月静好的安稳与踏实,似乎再没有什么比此刻更叫人满足。我们的老乡莫言先生曾在一首打油诗里这样赞美豆瓣酱:“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碗豆瓣酱,想不快乐都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