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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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相颖(右一)在千手观音修复现场。 受访者供图
公元3世纪左右,源自古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国,又一路由北向南,最终在中国西南落下一笔重彩,形成始建于唐宋的重庆大足石刻。从宝顶山到北山,大足石刻以“五山”为代表。北山摩崖造像一号像“韦君靖碑”,清楚记录着从唐末经五代到南宋几百年的造像过程,大足石刻因而也被称为“唐宋雕像的陈列馆”。
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耗时8年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工程通过验收,800多岁的千手观音重焕新生,宣告这个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主体修复完工。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工程中,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首次在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中应用。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今年已经85岁。他37岁来到这里,从无水无电独自守山,到见证成功申遗,陪伴大足石刻半个世纪。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专访时,郭相颖说:“中国石窟寺保护70年,我在其中50年。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大足石刻结缘的?
郭相颖:1974年春天,我正式调到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当时整个文物保管所实际工作的职工,加上我只有两个人。我一个人背了一个小铺盖卷,顺着烂泥路到山上去,当地农民说“又来了个守菩萨的人”,还问:“听说你是老师,现在来守菩萨,工资是不是要降级?”
那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也觉得确实有点“青灯古佛旁”的凄凉。周围没有住户,条件艰苦,每天要担起水桶,到有清水的地方去接水。如果我一天能够挑到4桶水(约200斤),就很满足了。有时候早上洗脸的水,还要留到晚上洗脚。吃饭的柴米油盐,都要自己从城里背上山。
但是很怪,我上山后从没有见异思迁,我就“生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的艺术感染力。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画画,上山一看石窟,哎哟,那么多精美的雕塑!尽管生活艰苦,要自己种地煮饭,就都不在话下了。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国内石窟保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郭相颖:石窟艺术本来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而石窟在中国之多,现在的数量说不定比印度还要多。我搞了一辈子石窟保护,我们确实是“国宝不少、欠账太多”。现在正在逐渐加大对这方面的保护,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是指导思想。
现在我们的经费比过去多,科技比过去好,材料也比过去丰富,但我认为至今还是短板的一点是石刻的风化——(石刻)面积又大又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石窟艺术跟保存在博物馆的藏品大不一样,它是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你用纯粹的库房管理、陈列式的保护手段,远远不够。
中青报·中青网:此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引发过争议,你怎么看?
郭相颖:补胎(补塑胎形——采访人员注)、贴金、彩绘……这个工程整整花了8年,其实很长时间是指导思想的辩论、确立的过程:该不该补胎?该不该贴金?该不该彩绘?反对的人不少,但我觉得这个工程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提倡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什么叫原貌?哪一天的原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现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文物工作者陪伴它的时间也短得很。其实(石窟)从古到今都在贴金,只不过它剥落了、残缺了。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根源上去考察什么叫原貌。
所谓的化学保护,确实可以让掉粉、掉小石子(速度)减缓,但是太容易失效了,保护时间短,而且对石胎有影响。在没有成功的办法之前,我是主张用传统材料,这些东西成本不高,对本体没有什么损害。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根据有关材料,根据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出方案,经过审批以后,高质量的工程队对典型作品进行一定的贴金、彩绘,我认为是有好处的。过去用竹签、黏土、木棍、生铁,很容易腐朽,现在有一些新材料,我觉得也应该引进,至少可以思考。
这个修复工程也培养了人才。贴金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民间工艺,只是这几十年断了,所以我们得重新培养人。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参与大足石刻保护、研究的年轻人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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