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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证明“信史”上有着一套完整严谨的逻辑体系，需要不同的史料相互佐证，有时甚至需要考古的材料来加以说明问题。一个史实论证下来，无比繁复冗长，对于一般人而言，根本是毫无意义。倘若真要较真，官修王沈的《魏书》、私撰的鱼豢的《魏略》、官修韦昭的《吴书》都早于《三国志》，是否更具史料价值？易中天劝大家要弄清史实，为何不开个一长串书单来加以推荐？《三国演义》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是在市民社会发展壮大、文化层次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有介绍历史知识、传递价值观的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群众茶余饭后手捧的读物，本身就不是学术性著作。易中天则站到这个对立面，以还原历史形象为旗号，对三国人物评头道足，说什么要还原真实曹操，正说诸葛亮，替周瑜辩诬，重评司马懿，加上一点所谓“史实”，将《三国演义》拆解的七零八落，据此又得出“要《三国志》，不要《三国演义》”的结论。这种荒谬的看法，不但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也忽略了《三国演义》创作的背景初衷，借着多读一本《三国志》，向着群众卖弄不成熟的“历史知识”。倘若像易中天说的一样，电视剧对照着《三国志》来拍，如此，就没有“桃园三结义”，没有“三顾茅庐”，没有“空城计”等等的经典桥段，有的只是冷冰冰的征伐与政治，那么，“三国”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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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认为，《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善”是极其虚伪的。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抱持以蜀汉为正室的观念，塑造了蜀国仁、义、礼、智、信、勇的传统价值观，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一批蜀国的文臣武将为代表。在曹操南征时，刘备表态“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在逃亡时没有抛弃数十数万樊城百姓，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缓慢前进，体现了一代仁君应有的形象。对待自己下属，刘备也是体现了“善”，无论“摔阿斗”，还是“托孤白帝”，都是自古“君臣一心”的典范，深深印入国人心中，数百年间代代的人读之，无不为之动容。无论历史上的刘备是否真是“大奸似忠”，或者运用权术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的的的确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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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深身处元末乱世的罗贯中，多么渴望在这个危乱之际有圣人明君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复兴中华的文明。而这些希望，都隐隐寄托在曾经的叫做“蜀汉”的国家身上。这是这么多么质朴和纯粹的观念！而关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形象，也是出于故事情节的考虑而树立的一个“反派”，为的就是反衬正面人物的伟岸形象，这不是小说、影视等惯用的手法吗？基于作品对曹操“奸雄”或“枭雄”的评价，也完全基于文学形象的考量，完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关于“权谋”的批判就更站不住脚了。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权谋”正是《三国演义》的出彩之处。中国人对于智慧有一种特别的执念，相比“匹夫之勇”，我们更喜欢“四两拨千斤”的轻巧与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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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军事与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推崇用“巧劲”去解决问题。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就记载：“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言简意赅言明了“谋”的地位。正因为有了“谋”，才有了各种明争暗斗的云波诡谲，才有了以少胜多的必胜勇气，这些才是真正打动读者的地方。《三国演义》中将实力相对较弱的蜀国设置为“正义”的一方，吊足了所有读者的胃口，让大家期待着，这个偏安西南的一个弱国，能靠着诸葛亮等一帮充满智慧的人，带领蜀国实现最终的逆袭。这是每个人心中灵魂深处最善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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