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时的欧洲已经逐渐不再需要来自传教士的消息了。随着航路的进一步开发与科技的进步，欧洲人的力量开始强力渗透到东方世界，并且最终在1840年轰开了大清的国门。在此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浪潮中，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成为列强的一项要求，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然而这一次，他们笔下的中国却没有前辈所描述的那么美好了。
从明末到清朝前期，在耶稣会士的描述中，中国可能存在不少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这个民族是有活力的，国家由文人精英管理，统治高效而有力。晚清以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更喜欢描述落后与愚昧的场景。
比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福建活动，着重记录了厦门溺婴的情况，说当地的溺婴比例竟然高达四成。还是在厦门，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目睹了中国的春节，声称在此期间法律会暂停，恶习被纵容，全民投入赌博的活动，整条街都摆满了赌桌。
诸如此类着重描述负面社会现象，并且夸大其词，甚至妖魔化的报道，在晚清以来传教士的笔下并不罕见。为什么清代前期的传教士对中国不吝溢美之词，晚清以后却恶言相加？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两波人不一样。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是先变成中国人，然后实现传教的目的，既然要“亲中国”，那么中国就必然不能太落后。而后期跟随炮舰而来的传教士，出发点就是向落后的中国传播“福音”，或者更直白得说，是来征服、教化落后的中国人，他们必然要充分论证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上帝的拯救。于是，同样一座城市，在清前期传教士的笔下热闹、雄伟、壮观，可在晚清传教士看来，却肮脏、阴暗、不适宜人类居住。
进一步思考差异性的文字的出现原因，中西方话语权的易势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传教士看来，中国或许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并不比西方弱，晚明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几次冲突，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到了晚清，情况彻底逆转，清朝屡战屡败，越败越惨。传教士带着文化优越感来到中国，即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也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来拯救中国。至于中国人的感受、中国人的传统是否值得尊重，不仅外国人不在乎，就连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未必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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