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的才气，比起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 黄胄|师承|名人|水平|书画

徐志摩只是将凌叔华当作“红颜知己”，他在信中写道：
“我给别人写信总不自然，给你写就得到了真的解放，因为你懂得。”
而凌叔华也曾形容，自己和徐志摩的关系是“手足之情”。
他们二人的感情，更多是友人间的惺惺相惜，而不是恋人般的缠缠绵绵。
徐志摩一生从未给他人做序，却为凌叔华的第一本小说《花之寺》破例，写了序文。
而他离京前，甚至将自己的那只“百宝箱”交给了凌叔华保管。
本以为两个人的友谊可以天长地久，可因为“徐陆之恋”，两人逐渐疏远。
1925年，凌叔华听闻徐志摩和陆小曼相恋之事。
凌叔华开始明白，现在的徐志摩已有了自己的恋人，自己也应该尽早离开。
随后，她与北大教授陈西滢相恋，结婚。
世人总以为两人断绝联系，是因凌叔华喜欢徐志摩，从而因爱生恨。
可实际上，凌叔华知道，避嫌是成年人应有的自觉。
真正的朋友就应该如此，需要时，我在你身边陪伴；不需要时，我便默默退出，衷心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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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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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爱恋，缘尽则散
婚后的凌叔华，其实并不幸福。
就连徐志摩都瞧出了端倪：“怎么陈源（一般就是指陈西滢）和叔华都闷闷不乐，他们才结婚两月。”
这时的凌叔华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扮演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她的世界应该是星辰大海，而不是柴米油盐。
而此时，丈夫陈西滢与鲁迅的骂战，也让她十分厌烦。
虽然胡适出面叫停，可陈西滢却再也无法立足于北京。
凌叔华只能跟随丈夫，前往武汉大学。
在武汉期间，凌叔华不但努力创作，主编了《武汉文艺》，还与袁昌英、苏雪林相交莫逆，结为好友，组成了“珞珈山三杰”。
正当凌叔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创作中时，却遇到了她生命中的“克星”——朱利安·贝尔。
贝尔是世界意识流文学大师、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子。
这位外国青年，为了体验生活来到了中国。
初到武汉的他，根本不懂汉语，是凌叔华给他不断的帮助与关心。
渐渐地，贝尔对凌叔华的感情，从感恩变成了爱恋。
他曾向姑妈伍尔芙写信，汇报自己的感情历程，还希望将凌叔华介绍给了姑妈认识。
而凌叔华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一边是自己的婚姻，虽然相敬如宾，却心存陌生；一边是荒唐的爱情，虽然有违世俗，却让她体会到了久违的阳光。
世俗与理智的交缠，让她痛苦异常。
然而，凌叔华毕竟身份特殊，很快两人的关系便闹得满城风雨。
陈西滢开始严厉斥责贝尔，称他不是正人君子，逼迫贝尔离开了中国。
之后，贝尔死在了马德里保卫战，凌叔华的这段不完整爱情才尘归于土。
而凌叔华和陈西滢虽看似重归于好，可凌叔华心底却对这份感情更加厌烦。
他们虽然不吵不闹，可婚姻却变得像一潭死水，毫无起伏。
凌叔华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爱情，只剩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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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和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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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动欧洲，心系祖国
贝尔虽然身死，却使得凌叔华与他姑妈伍尔夫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38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凌叔华写了一封信。
她信中写到：“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指点与忠告，就是工作。你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
伍尔夫建议凌叔华可以用英文写作，若有不对的地方，她可以帮助修改。
这样的建议，给了凌叔华无限动力，她将自己的苦痛与郁结，都变成文字，在创作中尽情抒发。